方益波,男,1994年毕业于杭州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即分至新华社浙江分社从事政文报道,其与同事合作的有关小学生负担的内参报道曾引起高层领导批示并直接引发了全国性的学生减负活动。
记者钱建辉杭州报道 绿城揭黑因为新华社内参的介入惊动高层领导,最终打破了无人回应的尴尬,迫使中国足协副主席阎世铎亲赴杭州承诺打假扫黑。昨天中午,在杭州友谊宫
宾馆的大堂吧内,首发揭黑内参的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方益波敞开心扉,讲述了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自己所走过的扫黑之路。
“事情发端于亚泰和绿城的最后一场比赛”
方益波说自己关对黑哨问题的关注源于2001甲B联赛最后一轮绿城主场对亚泰的那场比赛,0:6的比分激起了球迷普遍的义愤,而第二天中国国家队即告出线。在中国队出线的当晚,心血难平的他写下了题为《狂欢之际看忧患———从甲B到五里河》的述评,表达了他对中国足球的忧思。2001年12月,吉利声明退出并诉中国足协侵犯名誉权,方益波都率先独家披露了这一事件。“积郁已久的呼声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此后,新华社体育部确定了调研足球发展、打假扫黑的专题,指派方益波承担这一任务。
12月14日,吉利再次召开媒体见面会,李书福公开披露黑哨行情:主场每场6万,客场最多达6位数。如此精确而又触目惊心的素材让当时在场的方益波觉得很兴奋:时机终于成熟了。当晚他晚饭都没吃,最终在晚上9点多钟完成了第一份内参,发往北京总社。
他很快知道内参引起了高层领导的关注。他在杭州则继续关注事态发展,不断发出公开稿予以追踪报道。在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的配合下,方益波第一个看到了那位裁判退回的赃款和忏悔信。以此为主要内容,方益波又完成了一份内参。
“为避人耳目我们住进了一家条件简陋的招待所”
内参自上而下终于惊动了中国足协,阎世铎终于决定和方益波见面。“那天早上我还在睡觉,董华打电话过来,说阎世铎准备接受我的采访,时间定在12月28日上午10点”,方益波回忆说,他26日赶到北京,先回总社作了一下汇报,总社体育部副主任许基仁在听了汇报后派资深记者杨明与他一共前往足协。
方益波和杨明两人在去年12月28日和29日两天里和阎世铎见了两次面,头一天谈了两个多小时,第二天又谈了很长时间,“阎世铎问得很细、很认真,话也说得很坦率、很动情”,方益波这样概括了阎世铎当时给他留下的印象。
29日当晚,方益波和杨明即飞回杭州着手更深入的调研工作。为了避人耳目,他们找了一家条件简陋的招待所住了进去。“那里的条件真是简陋,凳子一坐竟然塌了下去”,方益波双手比划着描述当时的情况。在调查过程当中,他们采访了大量当事人,以及俱乐部官员和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其中甚至包括替黑哨索贿的“中间人”和裁判。要采访事件当中的敏感人物,困难可想而知。两个人有时甚至亲自登门去找人,想办法劝说对方配合采访。
方益波和杨明两人的调查以黑哨为主,也涉及了假球、地下赌博集团等其它黑暗面。与平常社会新闻内参相比,足球揭黑报道所遇到的困难和危险只是小菜一碟,方益波这样说。不过,方益波坦言,这是他8年的记者生涯中影响最大的一次报道。
“有家体育媒体想买断我”
在方益波看来,目前媒体包括新华社所作的一切仅仅是“揭黑”工作的一部分,就整个工作而言不过是个开始,下一步才是扫黑。扫黑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更细致更具体的工作。就下一步的工作,方益波介绍说,新华社总社已经制定了一些报道计划,他本人也将继续追踪事态的发展。
在方益波和杨明推出的系列文章中,司法介入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话题,这体现了新华社黑哨报道的一种方向。在这方面,方益波的观点是,因为法律上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没能达成一致意见,所以司法介入操作上很难。他也透露了检方人士的观点:如果司法介入的话,涉黑问题查起来并不难。在他看来,关键是决心和力度,决心有多大,力度就有多大,问题也就不难解决了。
宋卫平、李书福、陈培德,几个浙江人成了中国足球圈里为数极少的几个敢于不畏风险,拍案而起的人。对这样一群人,方益波的看法很有意思:他们体现了不迷信权威,遇到不平就要抗争的“浙江精神”,不服权威,只服真才实学。他认为浙江人的韧性是“蛮厉害的”:“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越乃报仇雪耻之乡”。
在报道过程当中,方益波曾接到一个要求“买断”他的电话,不过不是某个裁判,而是一家专业体育媒体,那家媒体想买断他的独家采访权,让他开个价,但他无意受制于人,婉言谢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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