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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培彦在哪里？很多人都在寻找。这个靠中国足球吃饭的“掮客”素来行踪诡秘，外界现在甚至连他的一张照片都很难弄到。孙培彦到底犯了什么罪其实并不复杂，连足协的官员对他的作为也是见怪不怪。人们关心的是，孙培彦将吐出怎样的足坛黑幕，他将推倒怎样的“多米诺骨牌”？
龚建平还关押在宣武分局看守所，这四个月时间他交代了什么最为关键。龚建平为什
么迟迟不被宣判？他又将如何被量刑？这些谜底都酝酿了太久。
一张大网正在全国范围内撒开，扫黑正向纵深方向发展。一场强势风暴将迅疾而至，它必将荡起暗底的沉渣！
4月上旬，本报记者曾闯进扫黑的核心地带。四个月后，我们有必要来一次新的调查。
宣武分局：门卫不慎泄“天机”
如果没有扫黑，宣武分局不可能有现在的知名度，作为龚建平和孙培彦案件的具体经办单位，这里成了所有采访扫黑事件的记者必须参拜的码头。在整肃中国足球的里程里，注定要留下“宣武分局”的印记。
7月31日上午，记者赶到位于菜市口的宣武分局，窄窄的胡同里停着一大排出租车，司机说这两天来这里的人特别多，大多数都是问孙培彦的事。记者刚走进传达室，就见到一位女士急匆匆赶到，她被自己的丈夫打得头破血流，跑到分局告状要求离婚。“进去吧，进去吧，”门卫显得有些不耐烦，“这么点事也来找分局，谁有时间来管？”
传达室里坐着一老一少两个人，小伙子穿制服，老头穿一件普通的白背心，桌上堆满了北京市当天出版的各大报纸。记者说明来意：4月初《球报》曾向宣武分局递交了从民间征集到的扫黑线索，很多举报者想了解事情的进展；另外孙培彦有可能牵扯出一大批足协官员，本报也搜集到相关的线索，也想找个适当的时机转交给相关部门，宣武分局能否受理？记者话音未落，年轻的门卫就下起了“逐客令”：“这两天来问孙培彦情况的记者有很多，但一个都没有放进，孙培彦的事我听说过，但具体情况就不清楚了。既然报纸上说孙培彦的通缉令是公安部签发的，我们这里肯定管不了，你们到北京市公安局打听打听吧，市局在前门。”
僵持之际，上海某杂志一位女记者也拍马赶到，她的目标也是孙培彦。该记者向门卫出示了单位开出的介绍信，开头是“北京市公安局宣武分局”，事由为“采访孙培彦被捕一事”，可谓直截了当。门卫看了一眼介绍信，以毫无商量的口气回话：“你到这里算白跑，去北京市公安局吧！”在记者的再三要求下，门卫打电话找到分局负责宣传的一位姓夏的女士，对方的回话让人失望，“我们不知道孙培彦的事，所以不能接受任何采访，也不能安排你们采访！”
无奈之下，记者只好打算去市局。但出门路过传达室的窗口，那位穿背心的老头递给记者一张路条，上面是宣武分局位于丰台区凤凰嘴看守所的具体地址和电话，“你们到那里去找吧，办案人员都在那里。”记者问孙培彦是否跟龚建平一样也被关在凤凰嘴看守所，老头略显厌烦地挥了挥手：“在，都在那儿！”
这绝对是一个“重大发现”，外界苦苦寻觅的孙培彦，难道真的被捕了？而且与龚建平关在同一个看守所？记者决定去凤凰嘴看个究竟。
看守所：一提扫黑就回避
宣武分局看守所位于丰台区凤凰嘴村，旁边是丽泽桥汽车站，外地来京打工的人多聚居于此。正午的北京酷热难当，看守所门口那条阴沟里散发出恶臭的气味。出租车司机居然也知道龚建平关在这里，他开玩笑地说：“这里的嘈杂脏乱，倒是与中国足球的环境很相像。”
记者刚走到看守所门口，一辆警车就呼啸而至，八名违法分子戴着手铐从警车里走出，然后进了戒备森严的看守所大铁门。最近北京市正在进行严打，各个派出所都增加了备勤的警力，公安局和看守所自然也忙碌了不少。
与第一次采访相比，这次顺利了不少。门卫问明记者来意后直接放行，甚至连证件都没有查看。看守所不大的院落内种满了桃树，但在烈日的暴晒下树叶都有些打蔫，院内很少有人走动，只有食堂的几位大姐推着小车给关押在此的犯罪嫌疑人送伙食。龚建平和孙培彦被关在哪个房间，我们无从得知。
在看守所院内左侧小黄楼二楼朝南的第二个房间里，记者找到了预审科副主任胜国梁警官，他是龚建平案件的主要负责人，《球报》当初提交的扫黑线索就是通过他转送给有关部门的。见到记者，胜国梁多了几分“戒心”，我们的对话是在一种特殊氛围下完成的。
“胜警官，今年4月份我们曾在这个办公室给你递交过扫黑证据，你是否还有印象？”
“忘了，记不起来了。”胜警官笑着回答。
“龚建平的案子似乎陷入了僵局，什么时候能正式宣判？”
“我有必要告诉你这个吗？你们为什么要知道这个？”
“按照相关法律，龚建平在看守所拘押到一定期限后，要么被释放，要么交由检察机关起诉。现在是否到了这个期限？”记者问。
“你们说的六个月期限是从哪儿得来的？你们知道从什么时候算起？现在媒体‘据说’的东西太多了，如果报纸写的都是事实，那还要公安机关干什么！龚建平的案子也是个普通的案子，你们要相信中国的法律，很多记者去骚扰他的家人，这让人很难理解。”胜国梁说。
“对龚建平的审问有没有进展？”
“你们是公费出差的吧？那就别浪费国家资源了，龚建平什么时候宣判到时候就知道了，报纸猜这个东西有什么意思！”胜国梁笑道：“我已经不负责龚建平的案件了，你们当初把我说的‘五点意见’发表了，领导当然要处分我。”
胜国梁当然没有被“处分”，他仍是负责龚案的办案人员，只不过在扫黑的敏感问题上，作为警官的他不方便发表太多的看法。
随后的话题就是关于孙培彦。当记者提起孙培彦时，胜国梁连称自己不知道，“他是谁？是做什么的”记者称有人披露孙培彦就关押在这个看守所，并且孙案与龚案有可能“并案”，胜国梁都以“不知道”来敷衍。
胜国梁称自己“从不看报纸”，但他又对本报扫黑的相关报道很是了解，“不知道孙培彦是谁”明显是在“玩太极”。记得第一次采访胜国梁时，他对记者提供的住处很是重视，并且认真做了笔录；但这次胜国梁对记者提供的“信息”显得很不经意，很显然公安机关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十足的底气才能显示十足的轻松。
告别时，胜国梁说：“一个案子是一个案子，我们现在只负责龚案，其他的人管不了。如果谁有关于其他嫌疑人的证据，请通过合法渠道递交给有关部门，我们表定是不再受理了！”
从看守所采访出来，记者已隐隐感到孙培彦肯定已经被捕，只是缺少证实。朱各庄：孙宅人去楼空
关于孙培彦有几个房产，最近有几个版本的说法。什么“首体南路平房1号”，什么“豪宅藏娇”，说得玄玄乎乎。孙培彦的家在北京南四环外，具体地点是海淀区万寿路朱各庄10号。
要找到朱各庄可不那么容易。记者问了好几位北京的朋友，他们都知道北京有个“朱庄”，但朱各庄在哪里就不清楚了，再问出租车司机，也只猜测大约在五棵松附近。记者驱车从丰台经卢沟桥到五棵松地铁站，连续询问六位人力车车夫朱各庄的所在，他们都茫然摇头。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摸索”，一家小卖店的老板终于给我们“指点迷津”：“一直往前走，过了那个桥，就是朱各庄路了。这两天总有人找朱各庄，报纸也登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朱各庄路分东西两条，东边的小区正在拆迁，垃圾和杂物遍地都是，西边的开发已具规模，高层住宅林立。著名的“育英中学”门房老大爷告诉记者，“朱各庄10号”并不在朱各庄路上，而是在万寿路。
不知道万寿路的确很不应该，这里聚集了中央警备司令部等重要单位，京城不少重量级人物也在此安家。司机指指马路两边的楼房告诉记者：“别看这些楼房很不起眼，但住的都是名人！”。能在这个地段拥有一套住宅，可见孙培彦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角色。
“朱各庄10号”是一座独楼，一共12层，楼龄大约有六、七年。楼房的周围有高高的院墙，入口有保安值班。孙培彦的家在10楼11号，站在楼下就能观察到房子的概略：窗户还是老式的双扇铁窗，最上面一块玻璃已经破碎。保安说这幢楼房子的格局都不太大，大约在七十平米左右。
由于这两天有很多记者来“探访”孙培彦的住宅，保安已经接到上级的命令：谁也不让进去！“有的记者说敲过孙培彦家的门，那都是瞎编的！”保安拿出一份报纸，上面有一张孙家房门的照片，“这幢楼所有的房门都不是这个样子的，既然是孙培彦家的门，为什么没有门牌号？昨天倒是来过几位记者，但都被我拦住了。”
由于天热，记者到保安室里喝水，不经意间发现桌子上的玻璃板下压着住户的姓名和电话，10楼11号房写了两个名字，除了孙培彦外，另一个叫韩菁。记者问韩菁是谁，保安回答：“他们是一家的嘛，但最近都走了，我们好几天没见着他们。”记者问保安是否知道孙培彦已经离婚，他吃惊地回答“从来不知道”。保安室旁边是居委会的告示板，告示板旁边的信夹上还有一家保险公司寄给孙培彦的信。
“朱各庄10号”住的都是军区后勤部的高级干部，孙培彦是如何住进来的没人清楚。“大约半个月之前我还看到过孙培彦，”保安说，“后来他就不见了，没几天韩菁也不见了，他家门一直锁着。”记者称有报道说孙培彦一个月之前就已失踪，保安马上回答：“不可能，一个月前我还没到这里上班呢！”记者随后拨通了孙培彦家电话，但始终无人接听。
“朱各庄10号”居委会就在大楼的一层，一听说是问孙培彦的事，居委会的人马上就要撂电话，“整天就是孙培彦孙培彦，现在午休，我们没空！”
朱各庄10号楼的1011房间，还能迎回它的主人吗？本报记者组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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