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体育讯 在我写完这本书的时候,中国足协因整日忙于足球改革事务,尚未召开过总结会,对中国队本次失败的原因进行总结,也就谈不上对阿里·汉过去2年中工作的官方评价。我不知道中国足协拿出的官方评价会是一种怎样的评价,只是在期待着当年足协对待霍顿的那一幕能够避免。这其实也解答了很多看完这本书之后的球迷朋友和读者的一个“疑惑”:缘何书中没有涉及任何中国足协在这次失利过程中的责任问题。但我始终相信,不管是阿里·汉还是现任中国足协的各位领导,历史总会给予一个公正的评价。
当我动笔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曾有过一种莫名的冲动,直至完成了全部内容后,我也说不清楚究竟是什么驱使我去写这本书,只是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或许是这些年来对足球投入了太多情感的缘故,我曾为外界各种传言愤怒过、苦恼过,不仅仅是针对阿里·汉或者其他某一个人,更针对近些年来中国足球这个“整体”。但另一方面,我又感觉是那样的无奈。
这恰恰是我作为一个人的渺小之处——在中国,多数足球人更热衷于谈论政治而不是足球;作为足球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媒体,中国的媒体更热衷谈论的也不是足球,而是发行量抑或是收拾率!就像阿里·汉所说的,在中国,“不是用足球思维谈论足球”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和客观的存在。因而,在很多时候,站在不同出发点的人们很难达成一致意见。
我曾经提出过“中国足球利益共存”的观点。作为中国的足球人,无论是中国足协、地方俱乐部的老板们与管理者,还是球员、教练员,甚至包括媒体的记者以及中国所有的球迷,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共同生活在“中国足球”这条大船上。只有当中国足球这条“大船”平稳向前驶进时,坐在这条“船”上的人方能皆受益。
中国共产党在2004年9月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目标,这其实也是一个利益共存的问题。如同2004年11月17日之后,很多同行在与我的闲聊中都很迷惑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今后两三年里,我们干什么去?”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其实还是在于中国队早早地从世界杯预选赛小组赛中被淘汰了。那么,我们能否变换一种方式,何不以一种宽容的心态去对待中国足球、携手共建中国足球这条“大船”呢。
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历史的变革决定了我们必须与文化传统进行彻底的扬弃!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历史最长的国家,而且是中央集权、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国家。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之上,建立市场经济难上加难。而中国足球的职业化依托于中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大环境,我们不能要求中国足球的职业化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毕竟,中国足球不是生活在真空中。
我们应该承认,中国足球职业化的根本目的实质也是为了提升中国足球的国际竞争力,当前中国足球出现的诸多问题是提升我们足球国际竞争力过程中的正常现象,而不是一种历史倒退。为了提升我们的国际竞争力,原本基础薄弱的中国足球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必然要采取一种“跳跃式”的发展方式与方法。因而,当前中国足球问题的解决不应该仅仅站在中国足球这个高度,而应该站在亚洲足球甚至世界足球的更高高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足球的问题,并借鉴世界先进的经验来结合中国足球的实际去解决问题,从而在世界足球版图上找到真正属于中国足球的位置。而这又让我萌发了动笔去写第二本书的想法与愿望。
在完成本书的时候,我想感谢在整个过程中给予我帮助和建议的所有人,更感谢这些年来给我支持和帮助的我所在的体坛周报的同事们,从瞿优远、张顿南两位领导到编辑部的诸位以及朝夕相处的记者战友们,没有他们的大力提携与援助,我很难走到今天。正是借助了《体坛周报》这个平台,使我能够畅所欲言。而且,在我整个写作期间,他们甚至主动减轻了对我日常工作中的写稿要求。我也感谢何斌和周唯两位摄影记者,他俩为本书提供了详实而精彩的照片。
2004年12月21日初稿完成于长沙
2004年12月31日二稿修改于北京
(全书连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