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2月20日电 世纪回眸，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已闯荡七年，是非成败任人评说，联赛发展中凸现的许多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足球现象”，其实也是体育现象乃至“社会现象”。搞懂了足球，也就搞懂了体育。针对7年来足球联赛中出现的九大热点问题，采访足球多年的新华社记者马邦杰、汪涌、蔡拥军作了如下评点。

　　热点一：联赛7年，摇头叹息者不少，但联赛热度不减反增。在6分及格的10分制评分中，应该给持续了7年的职业联赛打几分？

　　汪涌：7分。应当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七年，是“世界第一运动”真正在中国成为压倒性项目的七年。职业联赛的七年，其功绩还是要明显大于缺陷。

　　这主要是初步建立了符合足球职业特点的竞赛体制，初步形成了依靠市场进行滚动发展的足球市场。中国男子足球运动摆脱了计划经济时代完全依赖国家财政拨款的现象，率先成为在市场中存活的运动项目。职业足球机制的建立，使我们的球员在真刀真枪的环境里成长，在体能、技术、心理等方面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职业足球联赛创造了巨大商机和许多就业机会，提供了相当可观的税收，并且带动了相关的民航、餐饮等第三产业的发展。联赛还使许多城市成为引人关注的焦点，大大提升了知名度，并推进了这些城市的基础建设。足球联赛已成为人民群众周末不可或缺的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份。

　　蔡拥军：我觉得应该给职业联赛打6分，换句话就是成绩及格，问题多多。职业联赛最大的成功，是把大批球迷吸引到了赛场上，使足球成为中国体育产业中最红火的一个。中国足协的官方数字称甲A、甲B联赛每场比赛的平均观众人数约为2万人，还有更多的观众通过电视直播等方式观看比赛，这个数字还是比较可观的。但这并不表明职业联赛在市场方面就已经做得很好。

　　职业联赛最大的不成功是职业化的水平还不高，一是运动水平比较低，二是俱乐部建设滞后，三是球员的职业素养不高，四是联赛的制度还不成熟等，与人们期望中的质的飞跃还有一定的距离。对联赛无须盲目悲观，但对于现在的热度更要冷眼看待，不能被泡沫冲昏了头脑。如果过于乐观而不思进取，球迷一旦失去，想重新把他们请回足球场可就难上加难了。而且迄今为止，中国绝大多数的俱乐部还得依靠不断“输血”才能维持生存。如果俱乐部的“造血”功能不能得到重视，职业联赛的繁荣就可能是一种虚假的繁荣。

　　马邦杰：6分以下，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应该是不及格的。7年，在崇尚高效率的现代社会里已经是一个不短的时间概念了。中国足协主管技术的官员也承认，联赛并没有为中国足球水平带来质的提高，相反却创造了一个急功近利、不利于足球运动积极发展的浮躁环境。多数球员素质低下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球场内外“假球”、“黑哨”、“赌球”、“幕后交易”和“泡吧”等丑闻不断。足球联赛非但没有起到“精神文明窗口”的作用，反而有成为藏污纳垢的大酱缸之嫌。足球赛场也越来越成为部分人宣泄过激情绪的场所，足球暴力成为日趋严重的问题。

　　联赛问题多多，主要原因是管理不善。虽然看似仅仅是一个足球联赛，实际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各种有头脑的高级专业人才来运营管理。国外成熟的足球联赛都有类似俱乐部联盟的独立管理组织，这个组织高度透明也高度职业化，对联赛各个俱乐部负责，时刻接受俱乐部和社会的监督，能最大限度地避免一些消极因素的出现。中国联赛不应只引进外籍教练和球员，更需要引进一个先进的管理组织和各种相关专业人才。

　　热点之二：联赛“黑幕”时有传闻，但皆因“证据说”搁浅。而马来西亚、香港、法国足坛的类似“扫黑”行动却顺利进行。如何看待中国足坛的这种“无为而治”？

　　汪涌：职业联赛是一项巨大商业运作，我们的联赛由于上马仓促，缺少经验和心理准备，更缺少管理和运作这项年度涉及资金高达上亿元的运动项目的经验和办法。

　　一些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也迫使管理者对“黑幕”传闻不得不“无为而治”，难以严格求证。其实正象针对球员的收入要课以税收一样，职业足球中的许多“黑幕”不仅违反了体育道德精神，更是违法行为。在有关行业管理部门缺乏有效管理之际，司法部门应当介入。司法部门的介入，正是马来西亚、香港、法国等国家和地区“扫黑”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前提。

　　蔡拥军：假球黑哨不能说没有，但是更应提防人情球、人情哨。足协应该考虑杜绝假球黑哨的问题，但是此类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要通过法律途径，足协毕竟不是执法机关。但足协不能因为证据等问题就对此置之不理，而是应该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对涉嫌假球黑哨的问题进行处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职业联赛中有许多不正常的现象不能归于假球黑哨，而是人情，不讲原则的人情。中国人是很重人情的。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一谈到这个问题就想到钱。钱可以买来很多东西，同样有很多东西是钱买不来的，但是人情则不一样。人情球、人情哨法律是无法作出惩罚的，但是足协对此却完全有权做出处理。足协曾以消极比赛为由处罚过教练员，我觉得这次处罚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还有待商榷，但至少表明，我们对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不是没有办法的。遗憾的是足协在那次处罚之后没有拿出相应的规定或办法，也没有再进行过类似的处罚。

　　马邦杰：无风不起浪，谁也不能断言中国联赛中有没有“黑幕”，但对这层层“黑幕”的调查每次都是“无疾而终”，就不能不让人对有关部门的调查方式和能力产生怀疑。国外足坛成功的“扫黑”行动从来都是由司法部门来执行，而不是由足协来负责的。足协只是国家足球运动的宏观管理部门，他们的侦破能力显然无法和刑警专家相提并论。

　　热点之三：以国家队主教练米卢蒂诺维奇为代表的大批外籍教练登陆中国足坛，打掉了一些中国教练的饭碗，自己却成败不一。我们重金雇请的“洋教练”是否多了？

　　汪涌：应当说高水平外籍教练的涌入，不仅在观念上，而且在训练方法、指挥比赛、调整球员心理、身体恢复等多方面，给长久封闭的中国足坛提供了看得见、摸得着的镜子，大大加快了中国足球技战术水平的提高，以及同世界足坛的交流。

　　应当说我们目前不是外籍教练多了，而是少了。我们更应当像日本和西亚一样，有计划有目的地聘请高水平的外籍教练。不仅在一线队中大量聘请高水平的外籍教练，更应当在二线队、三线队中大量聘请同样高水平的外籍教练，使我们的年轻球员更早地接受先进足球思想的陶冶，形成系统的培训。我们有着身体素质一流、技术能力也不差的后备人才库，但是我们缺乏用现代足球眼光去发掘和培养“千里马”的“洋伯乐”。

　　蔡拥军：对外援、外籍教练盲目引进又盲目炒掉的的现象让人忧虑。引进外籍教练，重要的是他们所带来的先进足球思想和成熟的技战术打法，而不应过分看重短时间内的成绩。中国足球特别是俱乐部急功近利的心态，很容易使外籍教练们在刚到中国时被捧上了天，而一旦成绩不如意则又被全面否定。数一数甲级联赛这几年引进的外籍教练，有几个能够执教超过两年时间？这种状况不改变，引进外籍教练的目的就很难达到，只能是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所以我觉得，洋教头的引进不在于多少，关键在于能否给他们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以利其发挥作用，国内教练也是如此。判断一个教练的标准，应该是他对球队的作用，与其国籍无关。

　　马邦杰：外籍教练登陆中国足坛是件好事，但要打破对他们的“盲目崇拜”。高水平的外籍教练为我们带来了先进的足球技、战术和俱乐部球队经营管理理念，能让我们中国的教练和球员在实践中“活学活用”，而不再是搬着国外的足球教科书“纸上谈兵”。同时外籍教练的到来也避免了国内教练“近亲繁殖”、一辈不如一辈的恶果出现。用好外籍教练有两个前提，第一要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第二要建立良好的监督体制，既不能束缚他们的手脚，也不能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听之任之。必须要打消某些外籍教练的自大情绪，要让他们明白一点：“你是中国人的雇员”，而不是中国足球的“救世主”。

　　热点之四：中国球员持续“西行”，范志毅、孙继海、杨晨、马明宇、张恩华、李明、吴承瑛等球员陆续在意大利、英国、德国等足球发达国家落脚或试训，如何看待其间利弊？

　　汪涌：这对中国足球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这种借鸡下蛋的方法，实践证明是提高一个国家或地区足球水平行之有效的“速成法”。尼日利亚、喀麦隆等非洲国家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成为世界足坛劲旅的。

　　本年度欧洲足球锦标赛进入八强的各支国家队中，来自意甲、英超、西甲的球员超过半数，证明即使是在居世界先进水平的欧洲，一流的五大联赛也是顶尖高手的“孵化器”。杨晨这样一名国内二流选手经过德甲不到三年的磨炼，在今年的亚洲杯中即表现出鹤立鸡群的素养。

　　蔡拥军：现在球员的出国热，我觉得跟国家队招入了大部分出国球员有关。杨晨在国内甲A球队都打不上绝对主力，但是到国外踢球之后水平有了进步，并因而进入了国家队。我觉得期望中国球员一出去就能踢上最高水平的联赛并不现实，而是要扎扎实实地从头做起。只要能踢上球，出国对提高球员的水平还是大有帮助的。但是出国踢球最关键的一条是出国之后能否踢上球，如果长期坐在冷板凳上，这样的出国就不见得是好事。还有一点值得重视，就是要让年轻队员也有走出去的机会，我们现在的制度给年轻人的机会少了一些。看看我们的近邻，不论是日本还是韩国，出国踢球的往往是非常年轻的队员，不但潜力大，进步也快，杨晨的进步也证明了这一点。

　　马邦杰：中国球员到足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踢球“取经”有百利而无一弊。人家比我们强，我们就要到人家那里去实地考察学习，不应拘囿于一己之利，杨晨即是例证。

　　热点之五：从以前的“正摘牌”到今年的“倒摘牌”，中国球员转会市场始终没有步入规范运作的轨道。应当如何看待这种借鉴NBA却有悖国际足球惯例的转会规则？

　　汪涌：这些都是中国足协冠之以“中国特色”搞出来的名堂，是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产物。它有一个严重的弊病——即无视作为这个项目参与的主体之一俱乐部和运动员的根本利益。欧盟出台博斯曼法就基于一个出发点，即尊重球员作为一个劳动者的基本权利。

　　蔡拥军：转会制度的不完善是联赛制度不成熟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引入转会制度，使足球人才流动起来，本是联赛的一大进步之一，但是转会制度的不完善无形之中使得这种进步贬值了。摘牌制度是中国足协根据中国足坛的实际情况推出的，目的是限制转会过程中的幕后交易，但这个目的没有达到，幕后交易照样在进行，只不过是更隐蔽罢了。其实要限制转会过程中的幕后交易和运动员收入的过度膨胀完全可以采取别的办法，比如加强和规范俱乐部的制度建设，尤其是俱乐部的财务制度，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马邦杰：中国的“摘牌”转会制简直就是一场闹剧，由此也产生了诸多如“横抬物价”、“打点过路费”、“抢婚”、“闹离婚”等等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不论“正摘牌”还是“倒摘牌”都是有悖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自由流动的原则的，都难免引发一幕幕“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个人悲剧。中国足协也承认“摘牌”制漏洞多多，但却找不到更好的补救办法。

　　热点之六：在中国女足萧条、后继乏人的背景下，孙雯当选国际足联“本世纪最佳女足运动员”，是否会成为中国女足的世纪绝唱？

　　汪涌：孙雯是中国女足乃至世界女子足球运动开展以来涌现出的“贝利”、“马拉多纳”式人物。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不仅是中国女足的绝唱，也是世界女足运动的绝唱。孙雯就像是专为女足运动而生的天赋极高的运动员，她在场上显示了女足运动的一种近乎完美的境界。

　　就像马拉多纳一样，我们再也无法克隆出一个孙雯来。孙雯就像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唯一性让她灿烂。

　　但如果具体到中国女足运动的前景时，我并不持悲观的态度。无论从市场化程度还是普及程度上看，我们的女子运动项目所拥有的人才、机制还有相当的生命力，“三集中”的传统方式仍然可以、也可能制造出新生代的优秀女足球员，甚至是孙雯式的人物。不过也应当看到，如果没有市场活力、功能单一、不具备自身造血能力的运动项目终究是不利的。

　　蔡拥军：与男足的职业化不同，中国女足至今走的仍然是一条专业足球的道路。现在世界女足运动的发展速度普遍加快，如果我们对此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孙雯的当选极有可能就是中国女足的世纪绝唱。目前女足的市场开发要远远落后于男足，女足运动靠自己还很难得到大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足协更应该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在女足(包括男足的青少年)上面投入再多一些，为女足先开辟出一条道路。当然，女足运动要想真正有所发展，归根结底还是要靠自己打开市场。

　　马邦杰：中国女足是个让人心痛的话题。兵败悉尼之后，中国女足“黄金一代”的辉煌已成往事，势必将迎来一个低潮期。这段时间可能会很长。现在女足运动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接受为“适合女性的运动”。而在中国，女足运动却仍饱受“女孩不宜踢球”传统思想的束缚，多数家长都不会送自己独生的“金枝玉叶”去踢球。于是只好让那些搞田径运动的女运动员“半路出家”去踢球，显然在起跑线上就输给了美国、挪威、澳大利亚等那些女足运动越来越发达的国家。一个社会传统观念的改变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中国女足的前景实在让人无法乐观。

　　热点之七：中国足协“秦皇岛会议”已确定将重点转向青少年人才的培养，如何评价这一举措？

　　汪涌：这可以说是转移视线的一种做法。因为作为职业足球而言，是一个系统工程，纲举才能目张，不可能以某些人、某些部门朝三暮四的单一想法为导向。

　　其实总结这些年中国职业足球的利弊时，没有人会否认足球职业化改革的成果，足球职业化的一大特点是因为这一改革符合了足球运动本身发展的规律。运用市场规律和市场之手来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才是关键所在。

　　营造好这一巨大的市场，将会自动地吸引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涉足这一领域，将会吸引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自发地热爱这一运动。做好做大做出一个健康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才是带动青少年足球运动发展的根本。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抓好中国职业足球联赛这一根本，将会带动起诸如青少年后备人才建设等越来越多的附属相关问题的解决。闭门造车似的向青少年上转移管理重点，会失去投者者的强力支持和努力向职业球员转化这一青少年球员踢球的根本动力，这样的转移只是种业余决策。

　　其实只有稍稍回眸一下，就可知近年来中国足协出台过许多规定和方法，其中也包括重视青少年运动和后备人才建设方面的诸多文件，但是认真执行过吗？！认真抓过落实吗？！

　　蔡拥军：职业联赛红红火火，青少年足球却无人关注，这可说是中国足球近年来的怪现状之一。重视联赛却忽视了青少年的培养，无异于缘木求鱼，我认为把青少年足球人才的培养提到任何一个高度上都不为过。大连足球队之所能在七年联赛中五夺桂冠，最大的资本是大连几十年来积淀下来的雄厚的人才基础；但是由于一度忽视了这方面的工作，大连足球队也曾跌到历史的最低谷。痛定思痛，大连足球才有了今年不求名次求发展的重大决策。作为中国的足球城，大连的做法应该具有非常好的借鉴意义，而大连足球的盛衰也证明了这个道理。

　　热点之八：如何评价中国足协出台暂停升降级的决策？

　　汪涌：一个事关上千名球员、几十个俱乐部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一笔涉及金额几亿元的“生意”，就在大家的猜测下出台了。

　　我们还清楚地记得九十年代出台的中国足协“规划”——2000年中国足球队要在悉尼奥运会上进四强，2002年进入世界杯八强。我们还清楚地记得，中国足协经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逐年扩军，并使中国甲A球队三年内达到18支的规划。旧规划与新政策之间缺乏连续性。暂停联赛升降级这样事关重大的决策调整，不经会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不交事关各自命运的俱乐部讨论，匆匆出台。它的严密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都是值得商讨的。

　　热点之九：中国足球运动员年收入多的上百万元，少的几十万元，这样的现象合理吗？

　　汪涌：合理。中国足坛的高收入现象，完全是因为这一运动项目的职业特点所决定的。如果不然，我们就无法理解巴蒂斯图塔税后年薪500多万美金的天文数字了。

　　职业足球的特点是这一运动巨大的商业性。投资者通过门票、电视转播、广告、融资、转让球员、推广产品以及其他收入等多种方式获得经济和社会利益。球员通过展示自己的球技获得报酬，天经地义。

　　中国职业球员不足千人，能够获得上百万薪金的也不过百余人。作为一项年度给几百万现场球迷、上千万甚至上亿电视观众带来喜与乐项目主体的球员，获得这笔收入没有什么不合理，只要俱乐部能有能力支付，球员合法纳税，就行。如果我们的俱乐部能为球员开出年薪数百万美元的话，我们将会在自已的身边看到“巴蒂”、“罗纳尔多”、“舍甫琴科”、“托蒂”等世界最顶尖的球员出现在中国职业联赛绿茵场上，中国的联赛也将是全球最出色的联赛，收益最佳的联赛。

　　职业球员在任何一个国家其实都是一项投入巨大，风险很高，而收获期很短的一项吃“青春饭”的职业。只要看看今年转会市场上无岗可上的三百多名球员的命运，就可以知道：高薪收入，并非谁都能拿的。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球员拿钱多了，而是球员的综合素质和技术水平急需提高，与他们的高收入匹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