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26日俱乐部补摘结果公布之后，本年度的球员转会工作又到了一个总结性的阶段，比起以往，今年的转会 出现的新情况是最多的，也是问题出现得最多的一年。到26日，虽然说转会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但是很多问题还是悬而未决 ，因为从规则上看，这已是诉讼委员会的事，而非负责转会工作的技术部的事，但是谁都知道这是转会制度的漏洞带来的必然 隐患。

　　转会规定必须完善

　　职业联赛已开展了七年，但是直到现在，转会过程中出现的纠纷及问题都是极其低级的，比如公然违规、违约， 转会一方不讲信誉等。连这种低级问题都能让足协忙乎一阵，可见现行的转会规则还存在着不少漏洞，否则按照规定一刀切便 可以解决问题，根本犯不着申诉来申诉去。

　　要按规矩办好一件事，先要的条件就是“有法可依”，但目前的转会规定在有法可依上已经大打折扣，因为，无 论在行文还是在界定某一定义的时候，都显得模棱两可，这不但留下很大空子，同时也给中国足协在裁定某一具体事件时带来 困难。不少规定虽然有白纸黑字说明，但细看之下还是发现上下之间的回旋余地颇大，说白了还是一句——可以看情况而定。

　　当然中国足协实行转会制才短短几年时间，转会制及转会规则本身存在一些问题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如果每年都 能在转会工作结束后进行认真总结，继而对规定作进一步的完善，那么像这样的“低级错误”也就很快就消失了。因此与其对 摘牌制这样不得以而为之的过渡性措施进行反复的论证，不如先从规则入手去完善转会制度。如何界定一名球员的转会资格、 卖方俱乐部在转会中对球员的权利和责任、买方俱乐部的权利、如何界定一名球员转会成功等等，因为这些定义无论采不采用 摘牌制都存在，都是规则中重要的内容。

　　足协认为摘牌制非主要矛盾

　　近两年每次在摘牌会结束以后都会有人批评摘牌会的不足，而且摘得不理想的俱乐部尤其突出，而每当这时转会 工作的负责人都会对记者这样说：“目前国内俱乐部的运作还很不规范，如果中国足协不采取一些措施来加以管理的话，将会 出现更大的混乱。起码目前的摘牌制杜绝了黑箱操作的现象，同时也令转会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有序起来。我们也不认为现行的 摘牌制度是一种理想的办法，只是不得以而为之，是一种特殊情况下才采用的过渡性办法，一旦条件成熟，俱乐部的经营和国 内转会市场规范起来的话，这种办法就将会成为历史……”记者很清楚地记得，去年职业部主任马克坚和今年技术部主任杨一 民都说了内容极其类似的这样一番话。

　　摘牌制在保障运动员的自由和权益方面，在俱乐部选择人员的灵活性方面都有很大局限，也因为这种种限制造成 转会成交率太低，导致每年都有相当一批球员下岗。但是，据中国足协目前的思路，暂时并没有撤消这种转会办法的考虑，因 为用中国足协有关官员的话说：“ 其实，退一步来说，就算采用摘牌制，如果在制定转会规定和执行规定上严格一些，也不 致出现今年这样的一连串问题。所以我们还是首先考虑在规则上进行完善。”

　　政府行为——转会规范化的大敌

　　杨一民曾多次提到，不能像国外俱乐部那样实行自由转会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目前的俱乐部建设还非常不规范。 也就是说，俱乐部还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实体，所以在出价购买球员、转出球员等商业性运作上并没有按照经济规律去 办事，而是有很大程度的盲目性。因此造成市场的混乱。

　　其实，这段话的潜台词是：由于目前国内足球俱乐部无法自负盈亏，根本没有足够的造血功能来支撑庞大的开销 ，只能依靠政府的支持，也正因如此，国内足球受政府干预的现象也就相当严重。当一名球员的转会惊动到市长时，很多事情 也就不是俱乐部、中国足协或者区区一个转会细则所能左右的了。

　　据记者了解，今年的转会之所以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悔婚”现象，政府行为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转 会纠纷后来就发展到了两个城市市长之间的交涉。

　　从这个意义上说，转会细则定得模棱两可有它的好处，因为本来就不能以这个细则为最后的准绳，定得模糊一些 ，中国足协反而不至于那么难做。这个问题如果要彻底解决，恐怕中国足协要鼓起勇气来与这些政府行为“较真”，否则，它 将永远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