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0年到了，申花又走在了起跑线上。我们从徐根宝所著的《风雨六载》中节选了一系列“申花故事” 连载，与广大球迷一起“忆往昔峥嵘岁月”，希望与申花将士共勉。

　　“光杆司令”去俄罗斯招兵买马

　　现在想来这真有点好笑，去国外招外援，心理价位是多少？不知道。引进什么位置的球员？不知道。当然，这些也没 法知道，还从来没有与外国人谈过这种事，甚至连“外援”这样的提法都没有。再说，我们连队伍都没有，就更不知道哪个位 置缺人了？但这工作却是一定要去做的，因为“引进就是胜利”。

　　引进外援、合同制、转会制，这是足球职业化的标志。不管队伍有没有，先把“标签”贴起来。我领悟到这一切的意 义。眼下是一张白纸，那先把框架画出来！

　　但是，引进要花钱，什么样的价格才算是合理的，能够接受的呢？龚副市长说，价格不要考虑，反正就这个价格嘛。 我追问到底多少呢？“那就每月1000美金左右吧。”他说。这就成了我第一次出国引进外援的心理价位。

　　去了泽尼特俱乐部。这是一个在前苏联实力很强的俱乐部队，确实有几个非常好的球员。但一问价格把我吓住了：转 会费20万美元，月工资8000美元。按现在的行情并不算贵，但在当时却差点把我吓了个跟头。

　　那些俄罗斯人问我怎么样？我说这些价格与我的价格相差太大了，我最多只能付1000美元。他们说1000美元 的队员也有，就是到过中国的泽尼特二队。

　　这支队里确实也有一些不错的年轻球员，租借一年月工资可以压到600至1000美元。我想，这些年轻球员到上 海训练一下，培养一下，或许能派上用场，但是真要带回去，肯定被上海球迷骂“大兴货”，我怎么交代？

　　看了半天，发现其中一个队员还算可以，据说快被选进俄罗斯国家青年队，工资我也压到每月600美元。但是一谈 ，他的条件特别多，如一月报销多少电话费，还有探亲等等。一听条件太多，心里有点不痛快，心想你这么年轻，租借一年工 资每月给你600到1000美元，条件还这么多，不行。我又问，还有别的队吗？他们说还有，那便是斯密那俱乐部。

　　斯密那俱乐部老板是个体户，借人家基地搞了个队，他见我去特别高兴，认为有生意可做了。正好那天斯密那队有一 场比赛，在雪地里进行。那一天气候是－10℃。经过这场雪地赛，一下子看中3个：一个是莎莎，踢过泽尼特职业队，当时 是斯密那队的队长；一个是守门员库茨，当时看上去守得还可以；第三个是瓦洛佳。他那次没有上场，我只是碰碰运气，看了 录像后选的。再看他的身材，感觉也不错。

　　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当时就签约了。莎莎月工资是1000美元，库茨600美元，瓦洛佳500美元。因为我是 个光杆司令，签约时队伍也是子虚乌有，但跟别人签合同总得有个俱乐部名字吧。用什么名字呢？想了半天，就贸然起个“东 方俱乐部”。当时想的是，上海在东方，这个名字挺不错的。

　　引进就是胜利，我终于引进了，这也是中国足坛第一次去国外招外援。

　　没有想到的是，这次选上的三个人对我今后的足球生涯，竟然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莎莎和瓦洛佳为我在甲 A联赛中第一年取得第三名立下汗马功劳，也为第二年夺得联赛冠军起了基石作用；而库茨第一次来队里守门，却令我尝到执 教生涯中最惨的失败——1比6败给广州太阳神队。

　　七名老队员不想干了

　　但是三天后情况又有了变化，一些老队员提出不干了。

　　上午，守门员贾春华来找我，提出他不想干了。他说，不是因为你徐教练上台才不干，也不是吃不起苦，而是对这项 事业并不由衷地热爱了。但他又说，我能跟着队活动吗？我回了他一句：“你既然对你自己的事业不热爱，还跟着队干什么？ ”我又说：“你打万宝路杯赛时守住了5个点球，龚副市长专门奖了你1万元，你能白白地把这些荣誉都丢掉吗？你再回去考 虑一下。”

　　下午，另一位守门员蔡建林也提出吃不消，不想干了。蔡建林没有找我，而是通过桑廷良来跟我说的。那时我们一共 才只有这两个守门员，都走了，谁来守门？我挺生气。但又想，为什么一天之内两个守门员都提出要走呢？原因是什么？是不 是我在俄罗斯找了守门员库茨，他们感到有威胁了？我向郁知非汇报，又给金永昌主任作了汇报。当时球员的关系都还在体委 。

　　金永昌让我去他家里谈。金主任对我说：“体委全力支持你的工作，有些老队员真不想干的也不要勉强，但不想干的 原因要摸清楚，我想可能还有其他原因，还是要多做做工作。”第二天，我们做了工作后，蔡建林等人又留了下来。但是，仍 有一些老队员不想干。我对此很难理解，这是为什么？他们从小就与足球结在一起，好不容易到了现在的层次，就这么轻易放 弃，不可惜吗？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原因？我决定亲自找他们谈。

　　我最先找了鞠李瑾。鞠李瑾是个不错的球员，很有实力。尽管我没有亲自带过他，但曾经把他列入国家集训队的名单 。我告诉他，一，你的年龄还不大，还能踢球；二，你的身体条件比较好，现在你的水平还够得上入选国家队；三，你也入选 过我的国家集训队，我们应该还是彼此了解的。鞠李瑾点头同意，表示愿意跟随我干下去。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训练又是下雨 ，他被雨淋后又病了。我让桑廷良去看望他，他发着烧，看上去很虚弱。最后他还是表示不想干了，说主要是身体不好。到这 时，我已经没有什么话好说的了，人各有志，不能勉强，我只得同意。

　　两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碰上了他。他说在跟着人家做生意。我说当初我们一起干有多好，你条件好，正是当打之 年，退出去，多可惜。我们都为你惋惜。言谈中，他也流露出些许遗憾。

　　人生就是这样，机遇可遇不可求，错过一次，也许对一生都有重大的影响。不知道我的理解与鞠李瑾的想法是否一致 ，在人生的岔路前，他选择了另一条路。也许他认为那也是一条很好的路，我祝愿他走好。

　　我还找了王钢。王钢是队长，忠厚、老实、不善言谈。成耀东对我说，现在这支队伍还缺后卫，王钢是个不错的人选 。王钢无论从年龄还是实力上讲，都是可以用的。再说他是老队员，在队伍里还是很有作用的。在原上海队里，像王钢、李龙 海、林志桦、鞠李瑾，包括唐全顺等，应该说都有作用。

　　说起来我与王钢还有一层特殊关系，他的父亲与我的弟弟在一个工厂里工作，平时对我弟弟挺照顾。1983年王钢 入选国家队时，正好我在国家队担任助理教练，我训练过他的。我对他说，作为一个老队员，我希望他能够支持我再踢几年。 我还向他提出，纪律上和生活上要对自己抓紧。因为我听说以前这些老队员经常是称兄道弟，香烟相互递来递去。

　　王钢当时表示愿意留下来。几天后，他和妻子一起到队里来，我又把这些话对他的妻子讲了。那天，他带着小孩，我 还让顾兆年扛了一箱健力宝送到他的车上。但当时我并不知道王钢心里非常矛盾，大顺队想要他去，他也动了心，只是还没有 告诉我。后来，王钢还是离开了我们去大顺队。

　　三年后又相见时，我们已是全国冠军了，王钢仍在甲B球队。他的太太责怪王钢当时不听我的话。他默默无语。

　　虽然王钢和几个老队员先后离开了申花队，去了大顺队，但我还没有忘记他们。1994年年底我们与德国凯泽斯劳 滕队比赛时，后卫线人员不足，我从大顺队借了张卫华和王钢来。他们两个在队里的训练相当努力，也非常遵守队里的纪律。 我找的第三个老队员是李龙海。李龙海在队里是出了名的老黄牛。他平时话不多，但踢起球来非常认真，很符合我的要求。我 对他说，你人品一直很好，人家都说你是老黄牛，队里也需要你这样的骨干，如果你有什么具体问题，可以提出来，我们看看 能不能解决。他也很爽快，说希望能够帮助解决房子的事情。他说他的年龄大了，没有几年好踢了，希望能够解决一下。老队 员这样的要求我认为是合理的，便答应他向俱乐部反映尽力解决。李龙海人很实在，工作也好做。在谈话之前我就得“情报” 说，他愿意干。

　　林志桦来了。这是上海队的另一位老队员，踢中卫位置。说起来，他与我有着特殊的关系。他的父亲林耀清是我的启 蒙教练，从感情上讲，对他我应该特别对待。

　　当时，我已经考虑好为他留了个位置，让他去当青年队的教练，由于彼此之间的距离近，因此我的谈话也直截了当。 我问还能不能踢？如果不能踢的话，可以去当青年队教练。林志桦说，他是上海队的助理教练。我说，那时是体委时期任命的 ，现在球队关系从体委变为申花集团，老板换了。我的意思也很清楚，要想当一名好教练，总要有个过程，我认为从抓一些小 队员着手，对自己积累经验非常有用。现在就想当一队助理教练，恐怕不太现实，而且也不可能。

　　我说，我从国家队下来后，到少体校当教练，培养了高洪波。那时我完全是业余的，就连饭也是自己做，没有人帮忙 。两年后去山西队，后来又到云南、火车头带队，然后再去体院读书，我认为这一段过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中国还没有一个 教练上任初便当一队教练的，你还是从小搞起比较好。

　　林志桦也很通情达理，我们的谈话气氛非常友好。最后，林志桦说要考虑一下，我同意他考虑几天，后来他还是没有 来。

　　张卫华是我第五个谈话的队员。张卫华身体条件好，头球不错，是后卫线的一把好手，而且对他我是比较有把握的， 他与成耀东一样，是我组建国二队时的第一批队员。说起来也算是“嫡系”了。我对他谈话也就比较随便了。我首先肯定了他 的优点，接着也提出了批评，我问他第一天训练时为什么不到？

　　没想到的是，我们的谈话进行得很不愉快。张卫华提出的条件很现实，一定要解决房子问题，否则就不干。

　　我对他说，我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权力，这要看俱乐部。如果你要干的话，下午必须到场训练。他说他没有带 鞋，我说我给你去找。但是到了下午，他人没了，没打招呼就走了，对此，我很生气。

　　郑彦也应该来报到的，但他年龄的确大了，自己也认为踢不了，干教练可能性也不大，因此也不来了。

　　唐全顺在上海队里是一个有灵气的射手，经常得分。但那几天他一直没有到队里来。直到我们训练的第4天，他终于 露面了。我说这个时候你来干嘛？他笑嘻嘻地说我来看看。我说：“‘三毛’，我这次再给你一个机会，你来不来？”他仍说 ：“看看再说。你可别开玩笑呵。”我说我不开玩笑，我说的是正经的。结果他还是没有来。

　　说实话，这段时间我为这些老队员的事非常操心。我一个一个地与他们谈，是想能够“争取”几个留下来。毕竟，这 些老队员无论在技术和经验上，都是很宝贵的。我希望他们留下来，能够助我一臂之力。因此，在来来去去的问题上，我对老 队员一直留有面子，并希望能争取一个是一个。

　　正在这时，已经在队里训练的邱京巍，也不来了。邱京巍是队里的前锋，说实话，这很用得着他。他忽然不来了，到 底又是什么原因？

　　后来我才知道，邱京巍退出，是怕自己过不了12分钟跑的关。

　　其实，足球运动员必须进行12分钟跑的体能测验，并不是这一年开始的。只是这一年中国足协更加强调了。过去在 昆明进行的12分钟跑测验，监考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些体能困难户，也是在队友的帮助下，拖着拉着抱着扛着冲过终点 。而这次中国足协来真的了，不允许任何作弊的现象发生。这一下可苦了那些本来就视12分钟跑为畏途的球员，他们知道这 一下可能难以过关了。其中包括邱京巍。他想了半天，最后还是决定离开申花队。后来他去了王后军带领的浦东队，因为那时 浦东队还是乙级队（按当时中国足协的规定，参加乙级队比赛是不需要进行体能测验的），助浦东队打入了甲B。

　　后来我还知道，唐全顺的退出，也是基于这个原因。有一次他对我说：“徐指导，不是我不想干，而是我12分钟跑 不行。”

　　上海队变成了申花队，徐根宝当了主教练，一下子六七名主力队员退出，这事影响非常大。人们都在问：申花队到底 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究竟是因为什么？

　　这一切对我这个新任教练压力尤其之大。我想无论我怎么解释，人家都认为是因为我来了，这么多主力才会走的。我 的处境很不利，很尴尬。

　　对于这些老队员，上海的有关领导做了很多的工作，市体委主任金永昌请这些老队员吃饭，俱乐部董事长郁知非也与 他们谈话，希望他们能留下来，为上海足球作贡献。但是最后的结果仍不尽如人意，他们仍然不愿意留下来。

　　经过这一段大波动后，到12月下旬队伍基本稳定下来了。在我的笔记本里，记下了第一批申花队的球员，他们是： 李晓、蒋建明、吴承瑛、谢晖、朱琪、陈伟、朱炯、张勇、刘军、陆玮、申思、邱之胤、范志毅、吴兵、毛毅军、黄翌、成耀 东、郭志文、姚俊、李龙海、贾春华、蔡建林，这些都是愿意留下来继续训练的。这就是申花队的基本力量。

　　1994年1月8日，上海海华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长柳孝明赞助了我们球队家具。在赞助会，龚副市长忽然发表了长 篇讲话，其内容竟然是围绕我如何到上海，并如何担任上海申花队主教练的。看起来，关于我如何到上海，并取得主教练一职 的话题，外界早已传得沸沸扬扬了。这也难怪，上海这么个大地方，又有全国第一个职业化足球俱乐部，我这个离乡多年的上 海人（在上海人眼里，我与外地人已经差不多了）“不费吹灰之力”便掌握主教练大权，许多人是看不懂，社会上难免有传言 。看得出，龚副市长是想借此机会澄清一些问题。

　　龚副市长着重谈了为什么我到上海来，到上海后，俱乐部为什么聘徐根宝而不聘王后军。他首先说，徐根宝担任申花 主教练的问题，是申花董事会聘任的，而他本人则主张徐根宝担任拟议中的东方队主教练。

　　龚副市长说：“去年上半年徐根宝来上海，我和金永昌希望他来上海搞02俱乐部，抓小孩子。东亚运动会时我又向 袁伟民提出了这个要求，得到了袁伟民的支持。我希望足球场上要有竞争，因此我提出徐根宝在筹办02俱乐部同时筹建东方 俱乐部队，也就有了徐根宝俄罗斯招聘球员一事。申花集团和黄浦区成立俱乐部后，开始提出的主教练人选是方韧秋，但方指 导没有接受。在王后军与徐根宝之间，俱乐部最后定下了徐根宝，这是俱乐部与两人谈话后决定的。虽然我希望王后军带申花 队，徐根宝带东方队，因为这更有利竞争。现在，申花俱乐部聘请徐根宝任申花主教练，完全是董事会的决定，不存在任何其 他因素。”

　　而后，龚副市长就申花队今年的建设对我们全队提了他的看法。他说：“我首先强调精神和队风。有了这两点，技术 也会上去的。现在主要任务是抓好训练和作风、队风，成绩实际上就孕育于其中。纯抓技术是抓不好的，没有好的队风、作风 ，没有高昂的斗志和体能保证，所谓的技术也就是花拳绣腿，经不起碰撞，这一点大家都有共识。我们在巴西的少年队认为， 在那里训练50天，等于在国内训练一年，这就是我们过去训练、作风与实战的严重差距。万事开头难，我们也不要对申花队 期望太高。事物发展总有个过程，换个形式就大变是不可能的。改革不会那么容易，重要的是作风和精神要有所改变，这是提 高的基础。外界要多给予支持，多提善意批评，让球队在良好的环境中训练，不要非难，更不应无中生有，动摇改革的决心。 ”

　　关于老队员，龚副市长也说：“今天我再讲一遍，再给一次机会，如果还不想到队，那就不会再有踢球机会了。”

　　那天会议，我们全队参加，队伍整齐，没有打闹，更无抽烟。这是我们申花队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亮相，大家的反映都 是：队伍变了。

　　“道听途说”加感觉，我订出第一份工资单

　　队伍基本稳定后，俱乐部一些工作也开始展开。教练球员的工资待遇问题，也摆到了重要位置。制订工资这样的事情 是非常复杂的。但俱乐部郁知非很相信我，让我给俱乐部做个工资表。

　　这可是第一份职业球员的工资单。怎么做？基数是多少？全无参考文本，又不能拿国外俱乐部的来参考。我只能“道 听途说”加上自己的感觉，拟订了一份初步的工资单。当时，中国足协定下的球员月工资上限是1500元，后来条例又做了 修改，允许俱乐部根据自己条件制定。我听说广州太阳神队定的工资是2000元，上海阿克发队定的是1300元左右。而 当时上海体工队一线运动员的月收入约1000元，教练约1200元。根据以上情况，我把平均工资定为1500元，分高 中低三档，范志毅最高，2500元；刘军等队员中档，为2000元；吴承瑛、谢晖等年轻队员是低档，1000元。比赛 奖金，我定下的是赢球主力队员3000元，替补队员500元。工资单具体如下：范志毅2500元，李龙海2500元， 成耀东2000元，李晓2000元，陈伟2000元，刘军2000元，蔡建林2000元，贾春华2000元，朱琪18 00元，申思1800元，吴兵1500元，黄翌1200元，陆玮1200元，朱炯1200元，谢晖1000元，张勇1 000元，吴承瑛1000元。教练员：徐根宝3000元，桑廷良2000元，顾兆年2000元。这是申花俱乐部第一份 职业球员工资单。这份工资单后来得到了俱乐部的批准。

　　老队员报复新队员

　　队风虽然树立起来了，但好的作风只是基础，要想成为一支强队，更重要的还是训练，刻苦的训练。尤其是对我们这 支青黄不接的球队来说。

　　我们坚持一天练两次，坚持一周七天不间断地训练。而过去上海队每到星期六下午便放假，星期天放一天假，直到星 期一下午才报到。我要求星期六和星期天，也要训练半天。我想通过这种强硬的训练，调动球员的状态和积极性，不让他们思 想上松劲，初创阶段，总是最艰苦的。由于七名老队员离开申花队，训练人数都保证不了，我便从青年队调了几个人，其中有 谢晖、吴承瑛、张勇、张佳平等人。当时，这些年轻球员的基本技术都不规范，记得谢晖、毛毅军等，虽然个子高，但跳起顶 球的动作都不对。我便自己做示范，做完后让成耀东再示范给他们看。从1993年12月到1994年1月申花队成立的这 一月里，我们的训练效果非常好。

　　这时，大连万达队也在上海训练，我们约了一场练习赛，结果以3比0获胜。赛后徐弘对我说：“徐指导，看你们申 花队比赛，就像是我们当年的国二队，看出点抢逼围来了。”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足球存在许多问题，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软，经不起对抗。我们国二队和国奥队后来在国内 联赛成绩不错，就是因为我抓了抢逼围，从丢球后的回抢开始。当然，要想在比赛中体现这种硬朗，平时训练就要像比赛时一 样严格要求、真刀真枪。

　　习惯了松松垮垮训练的球员们，对这种真抢真铲极不适应，谁也碰不得，稍一碰撞就吵嘴，甚至打架。12月23日 下午的分队比赛，陈伟与黄翌打架，我立即把他们轰下场。晚上在全队会议上还让他们作检查。

　　我批评说：“这就是我们水平上不去的原因。平时训练与比赛脱节，训练对抗，不拼不抢，碰一下就要报复，这叫对 抗吗？今天打架就是典型的例子。我们要提倡真本事，踢人谁不会？业余队里有的是。今天这事危害很大，比赛中你们这样做 ，只有两个结果：一，影响极坏；二，红牌罚下，最终受损失的还是集体。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还是对对抗的认识不够。陈 伟，你记得以前在国奥队时吗？当时与朝鲜队比赛，人家踢你你还控得住球，但现在你退步了，一碰就叫，每次与裁判闹，都 有你的份！黄翌你也有坏习惯，一下都碰不得，骄气，认为自己了不起。”

　　要让队员们认识到对抗的重要性，改掉过去留下来的坏毛病，是很难很难的，尤其是一些老队员，被新队友碰撞后还 要抬脚报复。每到这时，我都要让训练停下来，给大家讲道理，对这种现象提出批评，强制性地让队员们知道，这种实战性的 训练，对于今后的比赛是非常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我说过去大家训练时和和气气，真要对抗时便软了。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 续下去了。有一次，一位老队员被铲倒，火了，爬起来就朝对方踢去，我当即把这位老队员轰了下去。

　　尽管我与俱乐部的矛盾有了缓和，但由于有了这么个插曲，相互间总有那么一点隔阂。一天，郁知非对我说，以后俱 乐部总经理办公室要设在江湾，队里与俱乐部一周或二周开一次联席会议，每个阶段要总结，每周计划要向俱乐部报告，对外 界我们唱低调，对新闻界尽量少说话，我们公开目标是第6名，但内部要向前三名努力。

　　我敏锐地感到，俱乐部还是对我不太信任。要我汇报，要开联会议，总经理办公室要设到江湾来，到现场“盯”我， 对外界唱低调，每周要报告，好像要把我捆住。这种不信任的感觉，让我很不舒服。

　　过去我当国家队、国二队和国奥队主教练时，尽管每周也要向训练局、向年维泗汇报，但工作还是让我放开搞，训练 计划有时报上去，有时根本不报。我非常欣赏荣毅仁老人送给我的八个字：“集思广益、独断专行”。

　　俱乐部这种与体工队完全不同的做法让我难以接受。我喜欢那种我行我素的做法，我希望自己的工作建立在领导必须 信任我的基础上。信任我，我就投入，并为此负责。这种信任其实也是一种压力，一种促进。俱乐部这样做，像是不信任我， 像是要监督我，这种干法，我从未经历过，尤其对于我这样一个不太愿意让人束缚，个性又极强的人来说。

　　但冷静下来我又想，我们都是在进行着一项过去从来也没有做过的工作，职业俱乐部是什么样？内部管理又是什么样 ？我们都没有碰到过。在这个时刻，我不能意气用事，该忍之处还得忍。我想，等我出了成绩，再来证明谁是谁非吧。好在我 对这个队非常有信心，只要把训练抓上去，我们一定会出人头地的。

　　后来也怪，订了那么多条，最后都没有实施，联席会也不开了，总经理办公室也没有到江湾来。我想，这大概是经过 了最初的磨合后，大家都感到没有必要去这么做，或者是没有这么做的紧迫感。至今，江湾仍是球队的住处和训练地，俱乐部 办公室仍然在市中心。

　　队里住进了一位不速之客

　　有一件事情，至今想来仍十分有趣。虽然联席会议不开了，总经理办公室也不设了，但有一天，队里忽然来了个40 多岁左右、原在普陀区干公安工作的中年人。当时的俱乐部联络员张德发对我说，他是来申花队担任保卫工作的。

　　这人搬进队后很少与人说话，我们始终吃不透他到底是干什么的，但我们相信，他绝不是为“保卫”而来的。

　　两周后，他悄悄地把桑廷良拉到一边说：“明天我要走，其实我是到队里来了解你们每天工作情况的。两周来，我看 到你们训练非常辛苦，工作非常繁多，而且如此地投入，尤其徐教练，让我非常感动。”听了桑廷良转告的这些话，我心里有 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对于申花集团来说，他们也从来没有正式接手过球队，也不知道球队的管理和建设应该怎么做，他们对足球运动的特 殊性了解得不够，因此把管理企业的模式简单地套用到球队，这大概也是初创时期我们之间产生矛盾的主要原因吧。

　　副领队张德发后来与我的关系也相处得很好，大家无话不说。有一次他对我说，根宝你知道吗？这半个多月来，我挨 “克”了。我说，你应该被“克”。你要了解队，就必须与我们从早到晚呆在一起。你必须了解我们的队，了解我们球员，了 解我们的训练，你只有真正了解了，才能向俱乐部汇报我们真实的情况。我开玩笑地对他说，你挨“克”是完全应该的。

　　由于俱乐部对我逐渐信任起来，我们的工作关系就理顺多了。

　　为什么我要提这件事呢？因为我认为这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并不是孤立的。这也是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化时一定会出 现的，它并不是依照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想，在其他俱乐部，俱乐部与主教练之间的关系上肯定也会发生这种事情，仅仅是 表现的方式不同罢了。有矛盾就会有冲突，就会有进步。我想，我与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