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１９９６年的广州全国足球工作会议上，几年后仍清楚地记得，某些有远见的与会者已经对中国足球的发展方向表 示了强烈的担忧，诸如球员工资暴涨、签字费等暗箱操作隐约出现等问题可能使中国足球严重偏离轨道。可惜更多的欢呼声将 这担忧淹没，因为那是一次盛大的庆功会，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在当时所取得的剧场效应，对中国足协歌功颂德的赞誉声，界 内人士弹冠相庆的碰杯声，使那微弱的担忧显得极其不合时宜。中国足球错过了一次校正航向的机会。

　　事实证明，那次会议集中体现出的正是中国足球职业化启蒙阶段的幼稚和可笑，中国足球也正是在那时起形势急转直 下。而今天的现实更是远远超出了当年担忧者的想象。本报近期连续刊登的“中国足坛黑幕揭秘”，无非是在现实阶段重提这 种担忧。如果说１９９６年我们面临的只是一些隐而未发的病兆，那么我们今天面临的无疑已经是可怕的深痈大患。

　　中国足球，不能再次无视机会。

　　王俊生在近日的俱乐部“峰会”上向与会的２６家俱乐部总经理发问：中国足球应该怎么办?这不应该看作是一次走 过场的无聊发问。相信经历了中国足球几年起起落落的王俊生，以及他所代表的管理层，也同样不可能再陶醉在１９９６年的 欢歌笑语中，这应该被看作是一个信号。

　　改革应该自下而上

　　还是自上而下

　　可以肯定，意识到自己面前一道必须跨越的坎，是中国足球的一大进步。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完成对自 身真正的规范。

　　事实上，当俱乐部头头们与足协领导坐下来一起讨论“规范大计”时，都忘记了去解决一个根本的分歧所在。

　　俱乐部代表事先并没有想到，足协一坐下来就发给每个人一份《职业俱乐部的基本条件》。这份文件实际上在去年青 岛足球工作会议上就已经面世，稍作修改后足协在此次会议上“再版发行”，作为会议的议题之一，这无疑是在表明一种姿态 ：规范中国足球从规范俱乐部做起。足协的意图很明白，每一个俱乐部都规范了，中国足球也就走向规范了。近年来，运作假 球、黑哨、回扣、签字费等暗箱操作已成为各俱乐部很重要的竞争手段，作为这个市场的管理者，中国足协希望把清洁每一个 个体作为规范全体的突破口。

　　但是，手拿文件的俱乐部又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这里我们不妨听听长期以来来自俱乐部的种种声音：

　　我们可以不做裁判，但是不要以为做裁判的钱都是裁判一个人拿了，一个从上到下都能得到好处的事情是没人去断这 个财路的；

　　我们可以不打假球，可是别人做假没人去管，没人给他制裁，那我们不做凭什么跟人家竞争；

　　我们出钱，出人，可我们惟独没有说话的权力，这放到哪里都不公平；

　　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实质就是亏了老板，富了足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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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诸如此类的怨言中，人们不难看出各地方俱乐部对自己“顶头上司”的不满与不服。

　　在此次会议上，引起一呼百应的职业联盟提议完全是这种不满的体现。从表面上的动机看，俱乐部解释为替足协“打 抱不平”，长期以来，足协成为不满中国足球现状的人们指责的对象，那么职业联盟可以承担起为足协分忧的角色，缓解和稀 释种种指责。可以想象，没有一家俱乐部会在提出建立联盟的意见时公然直言，足协管不好，那就让俱乐部自己来管。但是， 相信没有人会幼稚到俱乐部真是为了“打抱不平”才提出建立职业联盟。在足协全方位大权独揽的强硬之下，俱乐部究竟是想 分一份忧还是分一杯羹，其实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情。

　　然而，这正是中国足球“骨干会议”的最大分歧所在。

　　因为这种分歧的存在，我们只能认为共献大计的会议更像是一种谈判和较劲。由此带来的最大问题显然是，改革 究竟应该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

　　现阶段足球体制上下关系更像婆媳关系。在没有解决分歧性质之前，还谈不上如何规范中国足球的问题。

　　因为管理者及其成员认识上的偏差会造成严重的内耗，《职业俱乐部基本条件》的文件和建立职业联盟的建议其实不 过是体现这种矛盾的一种象征。站在双方各自的立场，我们理解这种分歧，但是站在中国足球又一次歧路彷徨的关键时期，我 们必须正视这种分歧。

　　职业联盟能否承载规范使命

　　改革究竟应该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如果上下能同步进行最好。俱乐部提出的职业联盟其 实并非突发奇想而是酝酿已久，客观地说，如果职业联盟果真能行使其约束足协也约束俱乐部的职能，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它 是使改革深入的最佳方式，但是，现实绝非想象中简单。

　　对于俱乐部来说，职业联盟是否具有相当的约束力，这其实是提议者最有信心的一点。一位俱乐部总经理在谈到这个 问题时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他说：“这就像一个单位的同事过年时互相串门送礼，这家送到那家，那家又送到第三家，转 来转去，既麻烦又伤脑筋，结果大家约好互相串门都不送礼，也就省去了不少功夫。”

　　他的意思显然指的是许多事都可以通过共同的约定来处理，应该说，这是职业联盟的功能之一，即促成这种沟通和约 定。但是，这样来阐述解决假球、黑哨等幕后操作的方法，显然流于肤浅，因为出现一些非规范操作的原因并非如送礼那样求 个客气，而是出于某种生存上的压力，对于这类现象的控制，实际上体现的是职业联盟的行业约束力。从本质上来说足球职业 联盟就是一个行业联合组织，某些俱乐部人士认为这种组织的约束力往往胜过行政命令。以某些商业组织而言，虽然大的方面 要服从于政策，但更多时候则须服从于行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者常有之，但不遵行规，在行业中被封杀则是许多人不敢僭 越的界限。

　　事实上，职业联盟的约束力最根本是建立在成员对这个组织的信任基础上。某些足协人士对此有一种认识上的偏差， 认为职业联盟只不过是一种新的提法，但与过去的联赛委员会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可真正的职业联盟恰恰应当区别于过去的联 赛委员会。联赛委员会主要由各地体委领导组成，出于可以想象的原因，他们是对上级体委负责，而职业联盟由俱乐部代表共 同组成，则完全是俱乐部的代言人，是对俱乐部负责。如果联盟果真在赛制、经营、利润分配等方面有发言权的话，它所竭尽 全力要体现的无疑是各俱乐部的利益，由此产生的决定也不会再招致俱乐部“足协吃肉，我们汤都难喝几口”的怨言。这是联 盟的生命力所在，也是众俱乐部对此一呼百应的原因所在。

　　联盟可以体现俱乐部利益，但是否能真正谋取利益则值得存疑。职业联盟的提议为什么很长时间来若隐若现，却一直 没有一次实质性的行动，一位俱乐部总经理一言道破：“因为我们看不到达到目的的希望，我们很清楚我们想象中的联盟成立 的难度。”

　　这位总经理这样解释他的观点：国外的职业联盟可以决定俱乐部的事情，但我们的职业联盟最多只能提点建议，因为 足协始终都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在管理足球，说到底，足协是政府机关，而不是行业组织。所以中国足球的职业化并非真正意 义上的职业化。

　　足协的领导权铁板一块，而俱乐部恰恰不服足协的“一统天下”。如果足协与俱乐部的“争权夺利”一直纠缠不 清的话，带来的后果只能是像１９９６年一样，中国足球再一次失去校正航向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