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虽说中国足协今年的转会制度还未完全出台，但据说是要对摘牌制进行局部的修改，您如何看其前景？

　　戴大洪：就中国足球目前的现状来说，不管是现行的摘牌制还是自由转会制度在中国实行都有问题，这主要是环境问题。摘牌制本身没错，问题却出在它不够严密，足协只是拿它做做样子，他们最大的指望就是别出事儿，摘牌制这两年都出事了。最早是李毅突然挂牌，然后是申思悔婚，王涛合同问题。足协在处理这些问题时让人摸不着头脑，有时候软得不得了，有时候又硬得毫无道理，这些问题的解决还得归到我老生常谈的两点：一是有法可依，二是有法必依。欧洲的转会制度就这样，你菲戈怎么样，你违反规则照样处理你。什么制度都有可能有漏洞，关键是管理部门制定制度的出发点什么的，在执行的时候又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我不知道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有关部门是否研究过这些问题，我的印象是他们在唬弄。对摘牌“改良”能不能改好是个问题。

　　记者：涅波先生在离开中国前曾赠言说中国应该实行自由转会制度，您觉得可行否？

　　戴大洪：走向市场的过程就是一个乱的过程，不能怕乱，乱和治几乎是并行的。中国的经济环境在进步，但假货还是存在，但谁也不能否认经济环境的进步，欧盟与国际足联关于转会问题的分岐就是是否尊重经济现律的问题。

　　记者：您有什么“高点子”让中国的转会市场正常？

　　戴大洪：实行自由转会是早晚的事情。足球这种人才的专业化特点很强，现在很多大公司的高级人才跳槽，没见过谁索要过“转会费”，市场自己会培养人才，不要担心这担心那。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能乱指江山，但我知道足协明智的话应该是制定一个明确的目标，必须到达什么什么样的效果，这样转会才会“活”。

　　出事不怕，不出事反而不好。去年转会市场刚散集的时候，我看到技术部官员杨一民得意极了，不信你可以翻翻当时“足球之夜”的录像。后来出事了，申思、王涛、区楚良，再后央视采访他的时候他无言以对。现在我们看看日本，1992年，我们赢日本不费劲，现在能赢吗？日本足球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一下子就出了一批人，世界性的。我们呢，到巴西留了几趟学，除了泡吧、拍广告外没见有什么长进，中青队1：7输给日本队不丢人，那是正常的。我说的意思是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的问题，如果总是拆东墙补西墙，怕出事那没个好。在足球方面得跟日本人学。

　　记者：对摘牌制的改良是否有信心？

　　戴大洪：没信心。只要足协不是按照长远的合理的目标去定制度，那肯定不乐观，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行不通。我的个人意见是足协应该定下一个长远目标，然后一定要做到，而这种目标的制定应该是一个民主的由下而上的，靠拍脑门想出办法不行，必须交由大家讨论。我不否认有些俱乐部的管理者水平不高的现实，但中国的农村选举不会因为某人素质差而剥夺其选举权，我说的意思就是这种声音必须来自基层。我曾经对摘牌制有个建议，那就是建立一个“集训营”，让参加转会的球员自己报名，可以去，也可以不去，以前许多挂牌的不知名球员人都没听过，除了身高、体重和名字外，人们几乎一无所知，成立“集训营”就好多了，相中的就买，杜绝盲目性，这只是一个建议，摘牌制需要改善的地方太多了。

　　记者：许多人提到过劳动法的问题，对“拉郎配”的做法进行质疑，但这么多年一直没人反抗，原因何在？

　　戴大洪：这种事法院会受理吗？呼吁司法介入足球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我写过《足球=世外桃源》说的就是这种环境，这是个大环境问题。另外，按规定，足协应该按国际足联的章程办事，可是谁见到过这份章程的中译本，难道足协没有一个人来翻译国际足联章程吗？我怀疑一是可能足协对国际足联章程不感兴趣，二是可能他们执行的是“愚民政策”。我现在把国际足联的最新章程翻译了一遍，两万三千多字，我举个例子说，国际足联明文规定不允许两支球队依附于同一会员俱乐部的子公司或控股公司，那么你实德不管采取什么法子收购球队都是行不通的的。法律对中国足球“讲不通”。杜洪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