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有29个甲级和乙级俱乐部的404名运动员最终登上了摘牌榜，在中国足协已经基本确定取消升降级制度的背景下，这一数字实在高得让人意外，回顾历史：1997赛季足协开始实施挂牌制，当年有215人上榜，1998年上榜人数是260人，1999年上榜人数是423人，2000赛季上榜人数是474人。今年的404人，数字之高仅次于上个赛季。人们一直以为今年新出台的倒摘牌制很可能会打击转会球员的积极性，但孰知情况变化如此之大，以致足协的工作人员都有些瞠目结舌——光27号一天，就有100多名球员的申请转会单传真到中国足协技术部，足协不得不紧急调动其它部门的官员协助工作。

　　放眼这404人，大牌球员比想像多得多，但应该说绝大多数球员属于并无太大价值之列，有人用“垃圾场”一词来形容今年的转会榜，也许难听了些，却也折射出人们不得不面临的尴尬。数字表明的是虚假繁荣还是历史进步，最后又能成交多少，会否有大量球员在允许的一周时间内撤牌……还有待未来摘牌那一刻检验。

　　上榜越多下岗越多

　　足球名宿曾雪麟认为：404人的数字绝对“属于虚假繁荣”，最后能成交的只会在150人左右，其他人面临的要不就是下岗，要不就是退回原俱乐部。他的依据是上榜的名单中，绝大部分都属于过气的老运动员以及各队在二三线队淘汰下来的小运动员，还有相当部分是带有伤病的球员，这些人被摘牌的可能性相当小。

　　曾老举例说：作为一支移民球队，深圳平安队居然成为上榜人数排名第二的队，共有23人上榜，其中大部分属于二三队淘汰球员，他们多数人去年就上过榜，但没人摘牌，相信今年只有少数球员能被看中，其他只能退回平安队安排。险些降级的甲B成都五牛队，也成为排名第三的球员输出大户，但最后有几个能够转成，实在让人难以乐观。事实上，有些队十几二十人上报名单中大多数人都属于自然淘汰行列，俱乐部本身就不太想留下这些球员。这正是上榜人数多的根本原因。

　　中国足协技术部主任杨一民则分析，从转会球员年龄构成看，1979至1980年龄段的人较少，主要是因为全运会战略造成各省不太重视全运会之间球员的培养。在404人中，大部分人都属于面临退役的老运动员或者在各俱乐部打不上球的年轻球员，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可能会被甲B或乙级队摘走，但更多的，等待他们的是下岗或者退回原属俱乐部的命运。

　　中国足球职业化已经七年，确实也培养出不少人才，许多球员征战多年，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许多小球员也无甚培养前途，是故所属俱乐部才会主动安排他们上榜。估计这些人总数在250人左右，也就是说，上榜越多，并不一定意味着成交越多，但可以肯定下岗的人会越来越多——这也符合足球的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人老了，总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大牌球员命运难测

　　笔者粗粗数了一下，今年上榜的大牌球员比去年要多一倍以上，曲圣卿、胡云峰、胡志军、刘军、吴兵、陈波、韩文海、魏意民、吴俊、高健斌、彭伟军等现役国脚以及前国脚均上了转会榜。杨一民认为这是因为中国足协采取的是甲A球员只能有甲A俱乐部摘的原则，保证了这些名球员不会流失到甲A以外的球队中去，因此，他们不用担心利益受损。

　　大牌球员在摘牌大会上会否被“乱点鸳鸯谱”，会否被拉郎配到不想去的球队，相信这种情况很难避免。“倒摘牌”制度既出，难保一些弱小的俱乐部不采取特殊动作挖人。不过谁都知道转会前名球员们通过“暗箱”操作几乎都做了工作——某大腕与某大俱乐部之间达成转会协议，一个公开表态非你不娶，另一个信誓旦旦非你不嫁。最后的结果也不难想像，一番“地下工作”之后，“倒摘牌”在“暗箱”前轰然倒下。譬如曲圣卿就发誓非上海申花不去，而申花与辽宁也达成以刘建生交换的协议。

　　我们早就断言：要想挖到自己想要的人，要想转到自己想去的队，不采取点高明的策略是不行的。一要向有意摘而自己又不想去的俱乐部提前打招呼，二要做好现属俱乐部的工作，哪怕一方面出了差错，都可能南辕北辙。有经验的人，都会抢在转会截止期限最后一刻上榜，只有这样才能处于主动。事实最终证明了这一点。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为大牌球员的命运表示担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2000赛季的转会市场乱得一塌糊涂，主要表现在不断有球员退牌，又不断有俱乐部摘牌后又把被摘者退回，缺乏游戏规则的转会市场引得一片骂声。中国足协专门为2001年的摘牌制定了针对性的措施，相信今年的摘转会工作会好得多。

　　据说，为了避免各俱乐部随意乱报的弊端，足协规定每申报一人，要交500元申报费，并且一旦被摘牌，球员和俱乐部均不能退回。另外，在转会上榜截止日一周内，报名球员可以退出转会名单。这就使得转会者还有一个反悔的机会。正常情况下，有关俱乐部肯定会加紧做工作，劝说一些球员撤单。这样一算，404人也许并不是最后的数字。(尹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