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这次深圳足球工作会议的媒体代表，记者有幸参加了一些会议代表的小组讨论，通过聆听各地方足协官员发自内心的见解，对中国足球有了更深层的了解。

　　阎世铎代表中国足协做的工作报告有很多精彩的地方，但受中国足球国情的限制，许多东西都是美好的愿望和理想主义。中国足协提出要发挥地方足协的作用，力争在“十五”期间建立中国足协、省级足协和市县足协的组织网络框架。

　　来自贵州的代表说，贵州是经济贫穷地区，整个省一年的国民产值才不过100多个亿，根本没有多的资金去发展足球。按照国家机构改革的要求，许多地市已经连体委都没有了，而划归到文体广播局，怎么可能会单独成立一个地方足协机构。

　　贵州足协1998年进行了改组，作为一个省足协，上级部门给的编制是25人，我们的一切费用支出都要自己筹集，包括人员的工资、各种开支，而我们全年的收入才不过100万元。让我们搞足球，钱从哪里来，中国足协会不会给我们。去年中国足协在贵州安排了两个裁判学习班，虽然我们也知道中国足协的善意，借此来推动贵州的足球发展。但这项工作我们不能长做，授课的讲师到贵州虽然只有区区的几千元钱，可我们也没有地方弄到这些钱。

　　云南足协与贵州相比更可怜了，云南足协官员说，原国际级裁判陈胜才的家是云南足协的第一办公室，而我的家是第二办公室，足协不但没有家，连电话费都要我们自己掏钱。就像一个叫花子，到处乞讨。

　　1995年，云南有关部门将足球项目取消后，云南足协就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现在又有计划要把我们挂靠到体育场。去年云南红塔队参加甲A联赛，按照规定，中国足协给地方协会50万元的组织经费，别的地方早就拿到了这些钱，而我们至今没有见到1分钱，早已在中途就被截流走了。

　　广东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又是原两个足球特区之一，但也面临着艰难的困境。他们告诉记者，我们现在是在做着一种骗人的游戏。发展青少年足球，方向没有错，可我们的足球基地、学校召进的队员，他们的最后出路在哪里，各甲级俱乐部都有自己的后备力量，培养出来的队员一批顶一批，但他们不可能都在球队中找到位置，淘汰的队员去干什么，这些问题已经把我们搅得焦头烂额。而中国足协有没有考虑我们的苦衷。(北京晚报 李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