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上午，“李章洙名誉权案”经过法庭质证以及法庭辩论两个程序之后，审判合议庭宣布暂时休庭。当天下午重新开庭，宣布审判结果。本报记者休庭期间对被告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法律事务部主任刘祥武律师(下称被告律师)、宣判之后对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民庭审判长廖玉萍(下称审判长)分别进行独家专访，面对相同的提问，被告律师和审判长的回答竟然针锋相对。

　　面对结果

　　记者：你对审判结果怎么判断？

　　被告律师：新闻报道有其特殊性，所谓行有行规，新闻人也要遵守一定的职业道德。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认为本案的审理判决有可能对本报特约记者、知情人产生不利影响时，出于良心以及职业道德等方面的考虑，我们不愿意由他们来承担责任，宁可由我们来负责。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原告方指责本报刊登的文章仅仅是作为一个新闻背景材料，而不是已确认的新闻事实。如果法庭考虑到本报整个专题报道的立场，就不会单凭一个新闻背景判我们败诉。

　　审判长：判决原告重庆力帆队主教练李章洙胜诉。被告《南方日报》下属体育报须在其六版刊登向李章洙的道歉信，为原告消除不良影响，该文内容需经本院审定认可。对于原告提出的物质损害赔偿，由于原告方没有提供相关证据，故不予支持。对于原告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本合议庭综合多方因素，一审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精神损失赔偿16万元。本案诉讼费，除原告承担3000元以外，其余部分均由被告方承担。

　　我们作出这个判决是依据原、被告双方向法庭提供的相关证据作出的，其中我们认为综合《南方日报》下属体育报整版报道，确实可以得出“李章洙收受20万元免摘曲圣卿”的观点，而又无法提供相关证据，对李章洙的名誉权构成侵害。

　　面对矛盾

　　记者：当新闻来源成为违法、或犯罪行为时，是否还受到法律保护？当所谓“良心、道德”与法律相矛盾并损害他人利益时，法庭会如何取舍？

　　被告律师：原来美国有个案例，《纽约时报》记者通过知情人提供的线索，并经过自己的暗访，作为正式的新闻报道发表，后被起诉成为被告。当法庭要求提供“知情人”时，《纽约时报》考虑到知情人会面临各种不利影响，因而在两者取舍中选择了保护“知情人”。

　　目前有关新闻法规还存在明显缺陷。以长远眼光看，在上述两种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如果从更有利于新闻媒体的正常发展，保护一般人的个人权力，就应该倾向于以社会大众的利益为重。李章洙是位公众人物，在国外，对于公众人物的诉讼权益是有限制的，而我们国家的法律在这方面则存在缺陷。舆论批评与公民名誉权发生冲突时，舆论批评应当受到优先保护。所以，如果我们被判胜诉，说明审判机关是具有超前意识的。如果我们败诉，无论对于目前我国法制状况或是新闻法制而言都是一种悲哀。

　　审判长：被告方通过“知情人”提供的线索，并引用“传闻”对原告人造成了名誉权的侵害，而又无法提供“知情人”、“传闻”属实的相关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公民名誉权受到侵害的有关司法解释，当新闻报道造成公民名誉权受到侵害时，应本着保护公民名誉权的原则。

　　同时，如果一家媒体任意引用“知情人”、“传闻”损害他人利益，而又不能提供相关证据，那么这种侵害行为岂不是很轻而易举？公民的名誉权又如何保证？

　　面对证据

　　记者：在法庭辩论过程中，被告对原告方所受伤害程度提出质疑，指其没有客观证据加以支持，被告方认为对于原告所称的“受到伤害”应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比如一个人的家属过世，是不是可以因为他没有痛哭、昏迷等外在表现就可以认定他不悲伤呢？

　　被告律师：受伤害的程度应该通过客观结果表达出来，从法律上讲，需要有证据提交。所谓“受伤害”的行为应该通过证据表明，而对方律师并没有注意这个问题。比如说，人受到精神伤害后，出现的彻夜失眠、愤怒、甚至自杀等行为都能成为“受伤害”的证据，而原告方却没有提交相关证据。

　　另外一方面，名誉权是否受到侵害，还取决于其社会评价程度是否降低。我们认为原告也不存在这方面的证据。

　　人的心理活动很复杂，一般都应该表示出来。比如你举的例子，如果没有正常的痛哭、悲伤等正常反应，就是一种反常行为。

　　审判长：被告刊载的文章对原告进行了不实指责，并无法提供有关证据，无疑对原告名誉权造成了侵害，并使其社会评价降低，影响到其正常的工作、生活，因此依法应受到法律的制裁，这就是合议庭作出被告败诉的依据所在。

　　面对赔偿

　　记者：原告提出的精神损失赔偿要求是否可能得到法庭的支持？现行法律中对于精神损失赔偿是否存在缺陷？

　　被告律师：对于精神损失赔偿，司法上有解释，但没有具体标准。对于法庭会如何判决，谁也没有把握，完全是法庭说了算。

　　审判长：我们裁定被告向原告支付16万元精神损失赔偿，是依据原告提交的相关证据，以及有关司法解释。对于原告要求的50万元，合议庭认为原告的证据不足以支付如此之高的数额，因此酌情裁决为16万元。

　　面对事实

　　记者：律师本人阅读过被告整版报道后，是否能够得出“李章洙收受20万元”的结论？如果有人认为律师的辩护有玩弄文字游戏的嫌疑，律师能否接受，有何解释？

　　被告律师：如果结合整版报道，并看过本报的封面导读，就不应该得出那个结论。我们没有玩弄文字游戏，对这种说法我们不能接受。

　　审判长：综合被告整版报道，合议庭认为确实突出了“李章洙收受20万元”的观点，原告代理人在代理词中作了系统的阐述，得到了合议庭的确认。

　　面对判决

　　记者：如果法庭作出不利于被告方的判决，被告方是否会选择上诉？一旦终审判决作出，被告是否愿意依法执行？

　　被告律师：如果判决不符合我们的愿望，我们肯定上诉。同时，我们将无条件服从终审判决，这是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

　　本报记者赵了了

　　(重庆11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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