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位出身贫寒的农村娃，成长为原广西贵港副市长的李乘龙，在贪欲面前不能自拔，最终断送了前程，也送掉了卿卿性命。临到鬼门关前，李乘龙写了份厚重的痛悔书，反思了自己，也反思了导致他走向堕落的某些教训，其中提到了监督机关缺乏独立性的问题。而北京大学法学教授陈兴良，在谈到广西贪官网时也直言：“我们现在大多依靠的是官员个人拒腐，而更重要的是要从制度上建立防腐网。”
按照新华社两位扫黑记者的说法，中国足球的扫黑大业如今进入到相持阶段，现在需要的是冷静和成熟。在中国足协“知错就改仍可留用”之处理方针的指导下，大部分涉黑裁判仍会出现在今年联赛的赛场上。至于这一结果是否能平民愤，自有民意来断，我们姑且以冷静的眼光来看看“黑哨事件”引出的足球制度问题。
“黑哨”与李乘龙一样只是些普通人，在他的亲友、同事眼里甚至还是些好人，但他们拥有很多人都有的贪欲。面对数万、数十万的贿金，贪欲一旦占了上风，他们就会和所有贪官一样选择堕落。靠个人拒腐不易，但我们可以从制度上来防腐。遗憾的是，在中国足协集管理、监督于一身时，过大、过集中的权力，为黑哨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和可行性。
阎“掌门”曾经说过，中国足协在裁判管理上所制定的严格细则，连亚足联官员都交口称赞。但如此优良的管理细则，为什么依然给了黑哨可乘之机，恐怕还得从管理制度上找原因。
中国足协既担负着选拔、培训、管理裁判的职能，又负责委派、监督、处罚裁判，这就使得俱乐部提前获悉执裁名单、甚至调整当值裁判这些有悖于“严格细则”的阴暗行为，有了操作的空间。裁判、中间人、有关实权官员，一旦全部拜倒在俱乐部的金钱攻势下，黑哨便成了挡都挡不住的洪水猛兽。
相反，如果管理、委派、监督裁判三份工作是由三个完全独立的部门来分别担纲，他们彼此间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本身对俱乐部、对裁判就是种威慑。最起码具有独立性的监督机关，可以更大胆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公众一再呼吁的司法介入，就是希望有一个独立于足协之外的机关，来真正行使监督权。如果中国足球是由足协、足委、足管或者职业联盟等多个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的部门，各负其责，又各管一摊的话，不劳司法大驾估计也能管得挺好。
严格细则的制定很重要，但以严格的制度使得严格细则不折不扣地被执行更为重要。以中国足球现有管理制度，以中国足协“一言堂”的现状，做到前者很容易，做到后者却几乎不可能。
中国足协现行的涉黑裁判登记制，及不少俱乐部提出的高薪养廉制，在短期会对黑哨有一定抑制作用，但依然没有脱去个人拒腐的本质。待风声过后，比高薪高出数倍的贿金再度摆在眼前，恐怕黑哨与扫黑之轮回篇又将续写，这就叫“狗改不了吃屎”。(曹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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