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金龙北京报道 10月5日下午在中国足协召开的纪律委员会会议，虽然确定了由主席会议进行罢赛处罚的定夺，但实际处罚权将由体总最高层行宣判。由于今明两天尚处于国庆长假期间，宣判极有可能在8日总局上班后做出。
主席会缺席审判
昨天的纪委会会议结束时，有关领导提出“由于还需要一段时间进行调查，这又是一个大事件，罢赛最终的处罚结果由主席会作出。”半年前有关辽宁亚泰中超资格之争的判罚，也是在主席会上作出的。依照相关程序，主席会的决议必须得五位足管中心的正副主任都在的情况下才能召开并发生效力，而7日，足协副主席薛立就将赶赴马来西亚参加亚足联安全委员会会议，张吉龙则在8日前往湖南浏阳参加女足超级联赛的决赛及闭幕式。即使薛、张两人归来，阎世铎又即将在10日率国家队前往科威特参加世界杯预选赛。未来一周内，主席都难以凑齐足以让对判罚事件生效的人数，拖延也许还要继续下去。
其实，足协目前之所以对罢赛事件的判罚采取拖延战术，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件事涉及到的范围太过广泛。虽然对于国安罢赛事件，北京市方面“以企业行为”为由并未表态，但不表态并不意味着北京市袖手旁观。作为北京职业足球的唯一代表，国安俱乐部从93年组建后始终是北京足球的旗帜，三夺足协杯两夺超霸杯等成绩已经为北京增光，投入也以亿计，“功劳、苦劳都已具备”。如果国安真的因为追加处罚而一怒退出，各方都很难收场。而且，势力庞大的中信集团在这件事情也将力挺国安，足协必须得三思后行。正是出于这些复杂原因，足协实际上已经将处罚的决定权交给了其上级主管，即国家体育总局的最高层进行最后定夺。8日，总局有关部门上班后，将最后对国安罢赛进行宣判。
扣分、罚款加“缓刑”
“国家体育总局必须从整个体育界全局考虑，足球和国安都不能在严重违规的情况下逃脱严厉处罚，否则体育管理部门的权威何在？在任何体育赛事中，罢赛都是最严重的违纪现象之一，如果仅仅因为他是北京的球队，是众人关注的足球项目就网开一面，那其他项目怎么办？”总局的一位人士介绍，体育界每年在组织各种比赛时，特别是摔跤，体操，跳水等很多裁判因素很重的竞技项目，每次比赛都会出现“裁判风波”，但很少有人敢以罢赛这种极端手段去作为抗争不公正待遇的方式，更关键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对于罢赛的处罚通常都是采用“稳、重、狠”的处罚手段。至于对待三大球这样基本走向市场化的体育项目，体育总局的管理手段也是采用这样的高端手段，近几年在篮排球等大球项目中，只要是罢赛的球队，他们等到的罚单几乎都和“降级”沾边.从维护中国足协权威性和竞技体育项目的严肃性上的全局出发，这次国家体育总局不会“心太软！”。
实际上，昨晚足协也已经将当天的纪委会意见进行汇总，并在今明两天写出报告上呈交给总局领导。昨晚，某纪委会委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现在亚足联都已经关注发生在中国的这起罢赛事件！不管出于什么情况，对国安的这次罢赛肯定要追加处罚，除了判国安当场比赛0比3失利外，还要至少扣除3分到6分的联赛积分，这是最低限度。”
本次处罚的大致方向是，对北京国安俱乐部将处以高数额的罚款，比赛输球，外加追加罚分3到6分，这种处理方式有可能将北京国安俱乐部现代足球队直接从现在联赛积分榜的中游位置“下坠”至降级区，让他们为保级而战，这当然也是“变相降级”的一种处理方式；另外还可能涉及一个特殊的条款，就是取消北京国安俱乐部下个赛季中超联赛的注册资格，但“缓期执行”，这也是一个变相的降级决定，但由于中超联赛刚打了不足2／3，所以这种方式完全有时间和机会“挽回成命”。与此同时，由于杨祖武在之前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触怒了不少足协官员，作为在场上发出退场命令的国安最高代表，杨祖武极有可能被处以停赛和罚款的处罚。
内部处罚中国足协刑”
正式下发给北京国安俱乐部的罚单，很显然要在“十一长假”之后，而足协之前可能发给国安一个来自于足协的“内部处理意见”，此举的作用之一也是要听取俱乐部和社会的反馈意见，国安能不能心安理得的接受？他们会不会采取更为激烈的“反抗方式”？这是总局正式发放最终处理意见之前的一个缓冲期。据悉在中国足协率先向国安“发难”的同时，相关部门也会立刻展开对于国安俱乐部的“安抚工作”，在这个环节上，原足协掌门人王俊生，北京体育局局长孙康林，还有上层和中信集团相关的一位高层人士，他们有可能出面游说。
“北京国安之所以最终选择罢赛，也和中国足协相关工作人员的办事作风有一定的关系，10月2日比赛那天，现代队教练组组长杨祖武和中超委员会主任郎效农直接有电话对话的机会，但由于措施不力，郎效农没能劝住杨祖武，所以从这个层面上，中国足协在这次罢赛事件的发生过程中，是有直接责任的。”在目前的环境之下，如果采取以往“大棒镇压”俱乐部的处理方式已经难以服众，所以“内部”处理足协官员，也成了本次罢赛事件的一个衍生品。
在罢赛事件的前因后果水落石出之后，很多人也注意到了比赛当天郎效农和杨祖武的这次电话交谈，“当时是一次很好的机会，杨祖武授意工作人员直接把电话打到足协联赛部的办公室，实际上也是在等待一个台阶下，当时在看现场直播的郎效农正在足协的办公室里值班，他们在通上话之后，完全有可能改变这次事件的走向，如果处理得当或者方式得法，罢赛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国安俱乐部在10月3日回到北京之后，就将相关的申述材料上报给了中国足协，而在其中杨祖武也提到了这次对话的“内部故事”。不仅如此，最近一段时间已经有很多俱乐部和地方官员反映，中国足协的管理人员在工作方式和作风上依旧存在“懒散牛粗”的现象，最直接的状态就是“作风粗暴，方法简单”，即使是在10月5日的纪律委员会内部会议上，与会的地方足协秘书长们同样对长官们的一些做法颇有微词，所以在掌握了很多中国足协管理人员的“缺点”之后，体育总局对于国安罢赛事件的处理，除开重罚国安俱乐部之外，另一根大棒可能挥向足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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