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宏(以下简称刘)：从去年4月您担任主席后受到大家的关注。谈谈您个人，您与中国体育的渊源？

　　阎世铎(以下简称阎)：这是我来足协后第一次正式接受媒体采访。

　　我在北京读书时对体育比较感兴趣，对数学很感兴趣，但后来下了乡是工农兵学员，在专业的选择上是要服从组织分配的，所以有可能是一种历史的巧合，或是命运的安排让我干上了体育。我1974年到大连师范体育系，和体育结下缘分。那么我对足球来讲呢，应该是从1993年开始研究和关注足球的。当时我是在原来国家体委工作，当时整个政法司都在研究体育改革的问题，足球改革在体育改革、管理体制改革中是一个突破口，所以在这方面，由于我工作职责的需要，做了一些调研工作。

　　刘：在我们看来，接手中国足球是需要一定的勇气，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决定把您调到中国足协来的时候，我们想了解您当时是不是产生过一种犹豫？是不是内心也有一定的压力？

　　阎：应该说这种思想的斗争确实是有，因为我觉得中国足球经过几十年后，有了很大的发展，那么在前进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足球是大家和社会最关注的一项体育项目，在这种时候领导让我来做这样的工作我确实有些担心。我从前没有从事过竞技体育工作，特别像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岗位，我当时确实想了很久，但由于我受党教育多年，我做事原则是要服从组织的安排，领导让我做什么，我就努力去做。当时也是你们CCTV记者采访我时我讲了八个字：“诚惶诚恐，如履薄冰”。这是当时的感觉，那么现在我来这儿已经9个月了，我现在的感觉是什么呢？现在是“险峰无限好，高处不胜寒”。“险峰无限好“是个什么概念呢：搞足球是在攀登高峰，是个很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我在前进中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我认为这项事业、这项工作很有意义。“高处不胜寒”是说足球是在大家关注下，(就像你刚才讲)一举一动一字一行，每一步都得到大家的关注。我也觉得在很多事情上来讲，大家的角度不同，对待同一问题的看法不同，过去咱们讲“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同样一件事情大家会有不同的看法。过去我在总局办公厅工作，我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副对联，是林则徐的对联，写的是“海纳百川，无欲则刚”。我想自己能够广泛听取意见，支持的、批评的甚至反对的，我觉得里面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吸取的东西。

　　刘：从没去过您的办公室，不知道您是不是把这副对联又迁到您新的办公室里了？

　　阎：现在这副对联还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我办公室太乱了，墙上也没地方，所以没挂起来。

　　刘：最近有这样一种说法，恐怕您也听到了，说您是外行领导内行，对这点您承认吗？

　　阎：从足球和专业角度讲，我觉得我确实对足球的认识、对足球的规律并不是很熟悉，但我觉得在体育方面有很多共性的东西，我觉得很多事情，特别是我过去在政策研究部门，我从事了十几年的体育方面改革的工作，如果从专业上讲，我在知识和经验上有很大欠缺，但从我认识体育内在规律具有共性的问题上来讲，我只能说是足球界的一个新兵。

　　刘：我们知道您上任后有半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对中国足球有任何正面的评价，当然我们知道在这半年的时间里，您在不断地跟俱乐部官员、足协官员、您身边的工作人员接触，后来您专门到日本和英国进行过考察，最终有了今天这样一个改革思路，现在您还承认自己是外行吗？

　　阎：我认为我处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每一个领域，每一个项目，有很多的东西都是值得我学习的，包括在深圳我还走访了学校，包括学法律的，学经济的，我向他们请教一些问题，我觉得现在足球是一个社会化的足球，足球的文化概念和它的功能包括它现在的影响也是社会化的。

　　刘：您去日本、英国，有人这样说：您从英国带回一个超级联赛的概念，从日本带回一个完善的俱乐部要有自己标准足球场的指标，不知道这是不是您在学习中不断积累得出的东西？

　　阎：我觉得我应该这么来说，从具体的考察来说呢，我只是去了英国和日本，但我过去在体委工作的时候呢，我研究整个体育改革，我去过世界上很多国家，在那个时候呢，侧重点是在整个国家的管理体制下，在国家体育的管理体制下，在这个过程中曾经很多时候涉及到足球。这次关于超级联赛的概念和基础设施的概念，这个概念不是我个人提出的，包括足协内部的同志都认为我去学习和调整研究对我们下定这个决心是有广泛的借鉴作用。

　　刘：有人管您叫阎政治，您是不是挺反感的？

　　阎：我感觉大家很关心我，当然对我的关心主要是对中国足球的关心。因为我处在这个位置上，我也注意到大家叫我阎政治，这主要是前一段中国足协在海埂召开了中国足球政治思想工作会议，其实会议主要是王俊生负责的，我只是去作调查研究。我觉得大家怎样评价我，这并不重要，我很在意的是我们到底做了什么。我觉得政治的问题可能与我过去的教育工作阅历有关，我觉得足球不是一个技术问题，我认为中国足球的发展是一个社会问题，也就是政治问题。对足球队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不仅是贯彻中央精神，也是足球事业发展的需要。我并不在意大家怎么叫我，大家都有讲话的权利，也许是个玩笑，我不想多作评价。

　　刘：如果前9个月您一直在调研和学习，那么这次会议是否代表您将接手中国足球，新的改革阻力会否很大？

　　阎：我是这么看的，工作报告并不是我个人的思想，那是我们整个班子经过研究了的，整个框架结构和一些基本措施都是经过集体讨论研究的，是由我执笔写出来的。我的讲话稿包括以前在政法司和办公厅工作或给领导人写的讲话稿都是自己打出来的。因为我认为使用计算机对自己也是个提高。另外我这个人有个工作习惯，我一般早上三四点钟爬起来写东西，所以7点钟后显得很疲乏。也许因为我对足球的事写得不好，让别人看得不太明白，由于我政策水平有限，可能在报告中很难准确表达大家的思想，这个问题是我的责任了。

　　刘：树立足协的权威，也说明了在改革的过程中行政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您也看到了中国足球的市场化已经进行到了一个阶段，怎么样看待行政的手段和通过市场的经济规律作为杠杆来调整中国足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阎：这两者不矛盾，我认为从30年代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到现在的市场经济，其发展过程中，除了用经济的手段之外，必要的法律、行政手段包括国家的干预是必不可少的。

　　刘：说到树立足协的地位，我想内部的调整势在必行，您在报告中也提到了这一点，那么人事调整的思想是什么样的？

　　阎：这是非常正常和普通的事，因为足协发现内部在分工和职责上有些不顺，特别是足球产业的发展越来越快，而我们的机构设置是在几年前确定了。现在有些地方、有些部门工作量过大，而有些部门工作少一些，一些工作没有人去管，所以为了适应发展，我们要对机构进行调整，那么人员的问题我想是这样，人员的调走、轮流是中央对干部管理的一个必然措施，现在中央对干部管理实行轮岗，轮岗和交流对干部成长有好处。

　　刘：有人轮岗，必然有人会下岗，还有新鲜的血液补充进来，在您到足协之前，王主席曾是足协的权威，现在王主席配合您的工作，不知你们二人工作配合还默契吗？

　　阎：我跟他从1993年开始认识，在我来之前的七八年，我们已经工作了很长时间，但这些工作是我来做一些调查研究，给他提一些建议，从我来之后我认为他对中国足球的改革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刘：不需要夸大不同的意见？

　　阎：我认为大家在不同的位置上讲不同意见，这是一种非常正常可喜的现象，我是这么看的。

　　刘：我们在谈中国足协的工作时，我们还想谈一下中国足协和俱乐部之间的关系。俱乐部是中国足球的细胞，而且它们对于成立中国职业联盟非常感兴趣，而且在英国考察时您一定也去过英国的职业联盟，不知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认为中国的联赛联盟有没有产生的必要，什么时候产生会比较合适？

　　阎：中国足球在体制改革中最重大的东西是建立了职业联赛，在职业联赛中，职业俱乐部在推动联赛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它也是职业联赛的重要基础，在这点上我也非常感谢投身于足球的企业家们，如果没有他们的介入、赞助就没有今天这么红火的职业联赛，刚才我会见了国际足联的第二批考察团的官员，他们讲了两句话：“对中国足球这几年的发展的程度感到吃惊，中国足球不能着急，要有耐心。”今后我们用什么样的组织来保证超级联赛的发展，这是一个新问题，中国足球要向世界打开大门，这是个必然途径，从我们的观点讲，要配合中国的国情。路要一步一步走，饭要一口一口吃，欧洲的职业足球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第一，它在不断走向成熟；第二，它也在不断地进行探索和调整，另外我感觉，过去我去了很多国家，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个相同体制的国家，结论是一个国家要成功，必须在借鉴其他国家的基础上要结合本国的国情走一条新路，否则永远在别人的后头。

　　刘：也就是说至少目前还不是职业联盟成立的最佳时机。

　　阎：在未来几年中国足协会更加尊重俱乐部，在很多问题上和俱乐部加强沟通，建立定期的联系会议和机构，无论用什么手段，目的是提高中国足球，我们也在想采用什么手段、机制发展中国四级联赛。

　　刘：在闭幕式上您也谈到，以联赛为本，这和其它的两个为本是并行的，您说过职业联赛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那为何不顺着这个方向发展，而要搭建新的平台？

　　阎：你说的两个问题是一个问题的延续，足协改革的整体构思是在坚持了职业联赛的基本原则基础上建好整个联赛体系的构架，这是一个建塔工程，并没改变职业联赛的发展方向，但为了实现新的赛制，需要一种方法和一个空间来实现我们对赛制完善的构想，所以这并不是扭转它的方向，而是在坚持以职业球队为基本单位，以主客场制为主要的方向，构思是正确的，我们是坚定不移的。

　　刘：您提到如果谁破坏了中国职业联赛，都应对谁口诛笔伐，另外，调整赛制肯定有一定风险，如果崩溃了，后果不堪设想。

　　阎：风险在任何时候都有，我们作赛制调整是经过反复考虑的，如果我们不调整也有风险，过去我讲过任何体制都有利弊，任何调整都有风险，任何发展都要付出代价，风险我们有估计，赛制调整后，俱乐部可能会减少，对联赛不那么热情，观众人数减少可能对市场产生一定影响。我们要采取积极的调整政策减少负面影响，降低调整风险使联赛调整能顺利进行。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累计积分的手段，我们实行对各级足协、俱乐部的调整是为了发展，发展对大家都有利，这一次使我高兴的是各级足协、各俱乐部在最后阶段都表示赞同，他们表示要携手把赛事调整做好。赛事调整的目的是要实现三大目标，一个是中国联赛体制的制度创新，二是把俱乐部自身的规模化、规范化发展作为职业俱乐部首要任务，否则将没有生命力。规范化不仅是硬件还有制度建设。三是建立中超，进行升级换代，通过规模化规范化在中国打造具有国际品牌的俱乐部。这次赛事调整战略意义深远，如果从长远考虑这个问题，它是积极的。

　　刘：国外的俱乐部是经过上百年发展，我们有可能经过几年就能形成国际品牌吗？是否操之过急？

　　阎：我们要有这样的目标，职业俱乐部不应只看重每一场、每一赛季的比赛，而应把建设品牌当作目标。俱乐部要走向国际化，不仅国家队水平要提高，而是要提高整体水平，俱乐部走向国际化，也是整体水平提高的标志。

　　刘：虽然中超大体规模已形成，但一些具体方案还没有。

　　阎：关于超级俱乐部标准问题是这次会议的讨论文件，我们今后要同俱乐部进行广泛、多次研究。这个标准不光是一个机制问题，而是像一张照片，中超级俱乐部是个什么形象，这也是个形象工程，今年会把它拿出来，一些基本的这次在报告里提到了，俱乐部也意识到该做什么了，但是更完善的方案今年会拿出来。

　　刘：今年联赛的进行仍像往常那样？

　　阎：对，没什么的变化，除了赛程外大家担心只升不降会不会使俱乐部不关心，实际上很多俱乐部老总都说不会放弃联赛，运动员认为今年压力更大，因为各队大量起用新秀运动员，教练讲现在的运动员很规矩，我认为管理不仅靠教育，关键靠机制，要让运动员自己管理自己。

　　刘：对于一些具体措施，比如超级联赛的标准，2002年后不许外教自带助手，俱乐部有不同声音，您如何看待？

　　阎：说服的办法有两种，一种靠大家对规律的认识，一种用事实来说话，政策的作用是有导向性的，改革开放力度将越开越大，中国足协将如何制订政策这就是宏观调控的问题，去年国际足联开会，布拉特讲他要大声呼吁，欧洲五大联赛高薪购买球员应受到发展中国家注意，英足总对我讲不要引进太多外援，英国没有左脚前锋，英超大量外援占据位置。今天李富荣讲到德国和日本的乒乓球的发展对我们有借鉴作用，我提出在今后五年中要以提高中国足球整体水平为主，一切政策都着眼于足球水平的提高。

　　刘：章健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看法，说您是受中国足协内部人的影响，是那些下岗或将下岗的教练的影响，说这不是您个人的智慧。

　　阎：这次中国足协政策制定是大家的智慧，中国足协广泛听取意见，但不会被一种意见左右。

　　刘：实行起来难度会不会很大？

　　阎：落实时会有困难，这次的调整涉及范围广，我们会一步一步做下去，在落实时我们会不断完善，这次代表讨论非常热烈，对工作报告提出了一百多条建议，这对我们也是一个补充完善，在实践中我们会不断完善，即使不作调整也会有困难，搞足球就不要怕困难。

　　刘：您在秦皇岛会议上讲中国足球工作重点要向青少年倾斜，现在又提到联赛为本，这两点的关系是什么？

　　阎：这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职业联赛要提高水平要有好的球员，好的球员哪来，要靠青少年，抓好青少年才能真正提高联赛水平，如果我们的职业联赛，球员少，那是悲哀，只有青少年成长，我们的联赛才会有希望，固本培源。(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