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记者采访边峰时得知，边峰对曲家3月29日在天都饭店所言车祸事件中的边峰是“黑社会”人物一事，已于4月19日正式向××法院(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具体法院不便公开)提出民事诉讼，并递交了相应的有关材料。

　　边峰提出的诉讼请求是：1、判令被告立即停止对原告人格尊严的侵害；2、判令被告为原告消除影响，公开在全国性报纸上赔礼道歉，为原告恢复名誉；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赔偿费人民币10万元；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谈及起诉的理由，边峰说：“我是一名迷恋足球运动，崇拜足球运动的球迷，不料却因一起涉及辽足运动员的“车祸事件”而卷入所谓的“黑社会风波”之中。

　　2001年3月29日上午，被告曲明书和曲乐恒在沈阳天都饭店，面对全国五十多家新闻媒体的记者，公布了去年辽足“车祸事件”的所谓真相。被告曲明书称，车祸事件不是意外的，而是张玉宁勾结黑社会有预谋地造成这起车祸事件。就在车祸之前两天，曲乐恒曾遭受了这伙人的威胁，准备拿枪要把曲乐恒给废了。而后又到那么远的地方吃饭。车祸前了生了这么一段，并不是偶然的，这里有阴谋。然后，被告曲乐恒讲述了车祸事件的前后经过，其中提到去年4月24日在丽子酒吧受到原告威胁，4月26日不得不去东陵汪宾乡吃饭，以致发生车祸受伤。进一步说明了这个黑社会人物就是原告。发布会之后，新闻媒体和互联网站迅速做出报道，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足球之夜也作了专题报道。一夜之间，原告“黑”名远扬，不明真相的人都误认为原告就是黑社会人物。原告的家人每天都要接到几十次电话，有的问原告是不是黑社会老大，有的问原告是不是逃往国外了，有的问原告的荣誉称号是不是花钱买的，有的提出和原告的生意不做了。原告的正常生活受到极大的干扰，生意受到极大的不良影响，原告的名誉也受到极大极大的损害，原告和家人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边峰认为，被告毫无根据的向新闻媒体散布原告是黑社会人物，这是严重的诽谤行为，严重地损害了原告的人格尊严。事实上，原告在丽子酒吧遇见曲乐恒，纯属巧合。在汪宾乡请张玉宁和曲乐恒吃饭，只是朋友聚会。车祸发生时，原告及时拨打120，不存在置曲乐恒于不顾。被告称“车祸事件”是张玉宁勾结黑社会有预谋的制造的，纯属无稽之谈。被告如止不负责任的捏造事实这件事使原告既感到气愤，又十分伤心。考虑到被告的现状，原告曾表示只要赔礼道歉，其它可以不纠。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起码的合理要求也遭到被告拒绝。事态发展至此，原告只能依靠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原告认为，被告以诽谤的方式损害了原告的名誉，造成严重的后果，必须承担法律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如上，请法院公正裁决。”

　　“自从边峰4月1日站出来说‘车祸事件’到今天已近1个月，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才起诉？”记者问。边峰解释说：“主要有三点原因：一是我需要时间收集相关证据。打官司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证据必须充分。而轻信曲家刊登不实报道的一些媒体都在外地，这就给我们收集相关证据带来了难度，所用的时间要比预想的要长一些。二是在对曲家父子是提起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的问题上耽误了一些时间。许多人，包括一些法律界和新闻界的朋友都劝我以诽谤罪对曲家父子提起刑事诉讼，但考虑了很长时间，个别媒体为了追求卖点，轻信曲家一面之词，在未分清事实真伪的情况下，刊登或转载了带有倾向性的消息和评论。特别是南京《现代快报》竟然刊登其特约记者‘一帆’凭空杜撰的假新闻，混淆视听，推波助澜，进一步加大了对我本人的精神损害程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这些媒体和作者都对我构成了名誉侵权，应当赔偿我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但是，我实在没有过多的精力和时间同他们打官司了，因此，决定暂时不对媒体和作者提起民事诉讼。如果今后再有侵权行为发生，我也不得不再次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

　　“你刚才提到不以诽谤罪追究曲家父子的刑事责任，而只追究他们的民事责任哪？这是为什么？记者问。“此前一些媒体报道我要以诽谤罪追究曲家父子的刑事责任，以前确有这种想法。但是考虑到曲乐恒身体的现状，考虑到曲东恒还需要曲明书来照顾，我决定只追究他们的民事责任，对他们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如果曲家父子知错不改，继续通过不正常的渠道和手段对我进行侮辱和诽谤的话，我将考虑中止民事诉讼而提起刑事诉讼。”边峰说。

　　“日前，曲家一再声称手中还有未公开的证据，你怎么看曲家未公开的证据？记者问。

　　边峰想了想说：“我欢迎和鼓励曲家父子将手中的所的证据提供给司法机关，以便司法机关尽快查明真相。曲家父子应该相信新一任的沈阳市领导，相信沈阳市的司法机关，因为他们反腐惩恶的决心和事实，已向人们证明了他们是值得信赖的。曲家父子所谓担心沈阳司法机关有我的保护伞，而不愿送交所有证据，纯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借口。很可能是利用媒体来进行自我炒作，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但是，他们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法律只相信证据。在法律面前，谎言重复一万遍还是谎言。一味强调自己掌握证据，而又拿不出证据，给我一种黔驴技穷的感觉。”

　　在诉讼状中，记者发现边峰只提出精神赔偿而没有提出经济损失赔偿。对此边峰认为，曲家父子诽谤不仅对我的精神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也使我的企业蒙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由于受曲家父子及个别不负责任媒体报道的影响，一些合作伙伴在事实澄清之前，中止了与我的合作。本已决定与我签订的合同，改与他人签订了。初步估算，给我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人民币500万元，间接损失更是无法估量。但是，我目前最需要的就是尽快澄清事实，恢复名誉。钱，对于曲家来说一定很重要。而对于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名誉胜过一切。因此在诉讼请求中，我没有要求他们赔偿我的经济损失。就是那10万元精神赔偿，我也准备在胜诉后捐给曲乐恒本人或公益事业。这还需要事态发展而定。

　　对于这场官司的前景，边峰说：“我对打赢这场官司充满信心。因为我们的国家已经走上法治的轨道。官司的胜负取决于谁掌握充分的证据，而决不取决于谁能制造新闻来骗取舆论与不明真相的人的同情。我相信法律，相信政府，相信司法机关。我对这场官司充满必胜的信心！最后，我衷心地感谢所有关心、信任我的各界朋友，感谢能够客观、公正进行报道的新闻媒体，感谢尊重事实、恪守职业道德的所有新闻工作者。”(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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