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坛快马高峰身边总是不缺新闻，尽管他在绿茵场上已经不复当年的英姿。近来高峰在转会的潮头又不经意间成为焦点，与老东家国安的距离忽远忽近，“回家”几乎成了一厢情愿；与沈阳海狮则是义尽情绝，章健时而要给他标上天价时而又说“几块钱都卖”。日前更是传出章健与那英的旧情殃及高峰的“秘闻”，对于这位“浪子”一时间如同雾里看花。这时候更需要我们认识一个相对真实的高峰。于是记者把与高峰的两次比较深入的接触尽量直观地记录下来，以便读者尽可能地从近处感受一下“浪子”的特色。

　　特殊“高间”里张扬的秉性

　　第一次近距离采访高峰是今年年初在昆明海埂。一天，一直关注高峰行踪的我获悉高峰已签约沈阳海狮俱乐部，且已来到海埂准备体测，经打探得知高峰住在海埂宾馆--这多少让记者有些惊讶，因为运动员都是住在条件简陋的海埂宿舍内，三人一间房，房内连电视都没有，而海埂宾馆是外教们下榻的地方(国内教练一般也都是和队员住在一起)。单从不住宿舍住宾馆这点，就可以看出球员的分量和在俱乐部心目中的地位。

　　高峰虽在北京成名，却是土生土长的沈阳人。一直到18岁的时候才离开沈阳，在记者眼中，高峰回家乡踢球是个很好的事，于是中午马上去闯他住的“高间”采访。

　　高峰住的是个套间，那时高峰在床上躺着，看起来正准备睡觉，见到记者，高峰躺着没动，话里显出点儿不耐烦：“我得睡觉，下午还得练体能，以后再说吧。”对于采访可能遇到的困难我心理早有准备，所以不会轻易退步。高峰看出记者的意思后略一思忖，便一下子坐了起来，爽快地表示：“好吧，咱们到门外的桌旁去坐会儿。”

　　“阔别多年以后再回家乡，是不是有些特别的感受？”记者开门见山。“也没什么特别的感受，因为我很早就离开了沈阳，一直在外边发展事业……”高峰的回答大致是这样，他的直率令人惊讶，“够倔的，太本色了。”记者当时心里这么嘀咕。“有舆论认为你是个难管的人，海狮摘你将面临管理上的困难，你怎么看？”这个问题看上去是触到了高峰的敏感神经，他带着怨气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通，大意是说这不是事实，媒体关于他很多问题的报道都是不真实的，并因此给别人造成了误解。他还特意说明了前一个赛季在隆鑫时因为喝酒被禁赛的事儿，说本是一次代人受过的误会。最后他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有我自己的私生活，媒体只要关注我在场上的表现就行了，没理由老盯着我的私生活。我不能总是找人解释，随他们怎么说吧。

　　一次有“保留”的公开检讨

　　到了海狮队，由于体能和训练状态的关系，高峰上场的机会不多，但他的足球天赋还是偶尔闪现。可惜的是他很快就陷入了麻烦中。先是南方的一家报纸率先发难，披露了据说源自一位球迷现场目击的“酒吧事件”，弄得满城风雨，之后便是更为轰动的“停训停赛”事件。

　　高峰未经请假擅自脱岗激怒了俱乐部老板章健，高峰按要求写的检讨书又以不够深刻的理由被打了回来，高峰拒绝再写，章健不肯轻饶，矛盾激化，此前已被停训停赛的高峰处境很尴尬。

　　和高峰及其家人相熟的一位记者应高峰母亲之托约请了几位新闻界同行到其家里，目的是出出主意，想办法解决矛盾。当时高峰和他母亲暂住在亲戚的一个单间楼房内，条件很简陋。我们到那儿的时候，高母介绍说高峰自己训练去了。高母不断抱怨着儿子做事太不周全。

　　过了一会儿，高峰回来了，匆匆地吃了一碗饭，就进屋加入了谈话。记者想确认一下帮忙的事儿是否有必要，便问高峰对自己足球生涯的想法“是不是真的还想踢球”，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年初高峰曾淡漠地表示如果没人摘自己，就去干点别的。“不想踢我还自己练什么”，高峰很性格地回答。谈起眼前的事儿，高峰说俱乐部对自己向媒体透露丢东西的事儿不满意，“我丢了那么多东西，说说有什么不可以？”高峰抱怨俱乐部的一位负责人不讲信用，说本来一位朋友约好了包括高峰在内三人在北京协调一下他的事儿，但却失约了。应记者的要求，高峰给记者看了他被认为不够深刻而打回来的那份检讨书，检讨书整整写了一页半，挺深刻。“你们说这还不够深刻吗？”高峰愤愤不平。

　　后来大家为高峰出了些点子，在报纸上登出了高峰的一些谈话，在谈话中高峰爽快地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向俱乐部和球迷表示了歉意。但还是否认了有关自己训练不认真的说法。

　　在那次谈话中，高峰坚决地表示自己赛季后不想再呆在海狮队了。

　　算是后话

　　当初，在高峰回沈阳的时候，人们曾对他寄以厚望，希望他能在家乡再创一个事业的“高峰”，但人们的希望最终还是落空了。高峰没能粉碎“高峰将给海狮带来管理难题”的预言，没能改变自己的“多事”形象，尽管其中的恩恩怨怨外人很难看得清。

　　对于一个仗剑走天涯的豪侠，对于一个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灵魂漂泊者，“浪子”这个词儿在几次面对面的交锋中显得棱角越发清晰。(钱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