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很讲忌讳的，比如临阵换帅，就称为兵家大忌。

　　忌讳换帅怎么办？那就只能采取变通手段，类似的以沈祥福为主的“双核心”出台以及徐寅生提出的“民主军事化”，就是这样的变通的结果。早年鲁迅先生对此的比喻很形象，“如果你提出在屋顶开个窗口，那么很多都会反对，但当你要求把整幢屋子都拆掉，那么他们则会说，就开个窗口吧”。

　　事实上这样的变通已经不是第一次，印象深刻的是1997年的十强赛前夕，面对热身状态同样不佳的国足，大家说戚务生不行，但足协的干部们没有换帅的勇气，于是衍生出一个十多人的教练班子，民主决策，干部们希望利用集体智慧来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结果可想而知。“三个中国人在一起是条虫”，事后干部们不得不承认，甚至有领导感叹，“如果首战输给伊朗后换掉戚务生，或许我们就出去了”。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悲剧有重复的可能，有人说，这是闹剧延续的结果。但没有干部愿意站出来提议临阵换帅。

　　这段时间不只有一个国家队人士对我说，“其实我们都知道米卢不行，但在这个节骨眼上没人敢说出来，因为都害怕承担责任”。对此，我茫然。但我知道，是功利和私利扼杀了敢说真话的人，“皇帝的新装”里那个童言无忌的小孩不会出现，他们最多只能站在人群中窃窃私语，“米卢没有真东西”。这就是明哲保身的现代为人哲学：有人为了他们的政治前途，有人为了各自的行伍饭碗。“面对问题，他们先是不敢，然后就是无能”，鲁迅的诠释很精辟。

　　有人说中国足协是豪赌世界杯，但我认为他们不像赌徒，因为他们没有赌徒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他们不是在刀锋上跳舞，而是带着沉重的私利镣铐在跳舞。所以最后的结果我真的不敢想，但我害怕悲剧异化为周星驰无厘头似的后悔，“曾经有一个机会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如果上天给我重来一次，我要说三个字：‘换米卢’；如果非要加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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