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十强赛必然想到戚务生。距离这届十强赛还有8天的时间，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地想起了4年前的十强赛，也想起了戚务生。

　　倔强的大戚

　　1999年底，梁天导演了一部贺岁片，剧中有这样两句经典对话：

　　记者：“请问你对今天的失败应该负什么责任？”

　　“我负我应该负的责任！”那教练一脸严肃，异样镇定，记者群开始骚动。

　　记者：“你是否已考虑过下课问题？”

　　“我是国家干部，这个问题由组织决定！”

　　影片像一颗炸弹一样击中了我的脑袋，一时间我的思维系统产生了瞬间紊乱，似乎已分不清哪是剧情哪是我的记忆。

　　我一边又不由得回忆起那个灰色的早晨。1997年11月13日，来自中国每一个角落的记者们怀着沉痛的心情，走进大连开发区东方宾馆的会议厅，如丧考妣，我想每一个人的心里一定都同时奏着哀乐，不然大家的表情和步伐为何竟这般相似？——那天凌晨，世界杯外围赛亚洲区十强赛小组赛全部结束了，中国队积11分，仅比小组第二名伊朗队少1分，丧失了附加赛的资格，也就是说戚家军刚刚被验明正身判了死刑。

　　大戚其人很倔强，也就是说从不会卖乖，得便宜时不卖乖，触霉头时一样不卖乖。

　　当时我坐在记者席的最后一排，背后是洞开的大门，秋天的海风瑟瑟吹进了这家四星级宾馆的会议室，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张吉龙坐在我的左首边，脸上虽然看不出沮丧，但他不时地在座椅里扭动身子调换坐姿，似乎已有了一点不安的预感。

　　“我是国家干部……”大戚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突然说。

　　啊，大戚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场合说了一句错误的话。

　　“完了！”我在下面暗自为大戚惋惜，明天报纸的头版标题已经从大戚的嘴中念出来了，而它又会像风一样在全国球迷中迅速流传开来。人们此刻绝不会有兴致去记下王俊生刚刚念过的“十强赛十大经验”，大戚这一句话足以把自己推到了舆论的靶心。(我此时还没想到三年后竟它成了一部电影的台词)我后来想，大戚为什么一点“不识时务”，说一句类似“20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的话、或者在镜头前鞠一躬说句“对不起大家了”？那样效果肯定要好得多。

　　但我也知道，这才是真实的大戚。我设计的表白方式既不符合大戚的性格，也不符合中国的足球文化。也许215天没有放假休息过的大戚此时分寸已乱。

　　散会时，站在门外的张恩华拉住我的同事张锦桥，一再追问：“你怎么在报纸上说我在主场对伊朗那场比赛上紧张了呢，我没紧张，真的……”我在一边听到这句话时不禁苦笑，我想起这是一位国家队教练当时说“黑子”有点紧张。可这种争论现在还有什么意义呢？

　　语言的禁区

　　我从来没有说大戚是一个英雄，但我要诚实地说，他起码算是一个硬汉。当时，十强赛失利后在他面前晃动的手指像树林一样，而谴责的唾液也似一阵雨降，大戚却还腰板挺直，神态冷漠，不动声色。败军之将不假，但如果心理盛点儿温情的话，在每一个人的记忆里，当今中国还有谁比他挨过的骂更多呢？虽然当时“骂”得似乎总有道理，但我们现在冷静下来回想，大多的骂虽点名道姓“戚务生”，但无疑只是“看似私怨、实为公仇”罢了，“公仇”当然就是中国足球，那时人们已经把中国足球抽象化成了“戚务生”，骂他就约等于批判中国足球……然而我现在想，那是总有一些不够公平的，因为凭他一个人显然既救不了也害不了中国足球，这是稍微唯物一点就可以得出的结论。

　　以我跟大戚后来的几次接触可以看出，这一阵骂，可以说是大戚大半生来遭到的最大一次打击，我不敢说大戚因之心理产生了裂变，但大戚心头确实从此郁闷难消，甚至有一段时间对谈论足球都产生了一种恶心。

　　1999年大戚率领云南红塔队来沈阳和海狮队打足协杯，住在金都饭店，我和另一位同事去看他，红塔队刚训练回来，他领着我们进到他的房间里，看起来他很愉快，递烟拿矿泉水，坐在椅子里脱掉球鞋和袜子，从大旅行包里拿出一双圆口布鞋，看到我们的眼神他乐了：“是啊，还是穿不惯皮鞋。”

　　“咳，1997年只差一分啊。”我的同事说。大戚沉吟了一刻，“哦……一分。”他的脸上罩上了一层阴影。

　　“红塔队怎么样？”我们问。闻听此言，大戚突然变得很激动，这一回他丝毫没做隐藏，“今天是朋友会面，谈什么都好，千万别谈足球了。”谈话开始出现空白，大戚恢复了平静，找到了新话题，“沈阳我可是好久没来了，变化可真大啊，一座重工业城市，听说有不少工人下岗了？我的一个亲戚前些天告诉我他也下岗了……”

　　几年来，我认识的所有记者都告诉我，大戚根本不谈足球了，而十强赛话题更是成了他的“绝对禁区”。

　　鲁迅说过：“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鲁迅的话总是这样精辟。所以我们也没道理要求大戚太多是吧。

　　初识戚务生

　　王俊生对大戚的评价是有心劲儿，能吃苦，有拼搏到底的精神，从我对大戚的多次专访中所见所闻，我觉得这个评价比较中肯。

　　1997年五月来临的时候，戚务生就要带领中国队远赴西亚，开始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小组赛的首场比赛，代表一个民族为上个世纪的最后一次世界杯冲击而战。

　　那时正赶上《球报》下期报纸要从8版扩成16版，编辑部定好下期报纸的头题作戚务生的专访，于是领导便指派副总编杨廷彬带着我上路了。老杨跟大戚私交甚笃，他告诉我，大戚并非总是很严厉，有时他甚至相当温和，一路上老杨还向我讲了很多大戚的轶事，比如他平时确实很爱酒，好久以前一次和老杨喝酒，大戚喝下了一瓶白酒和四瓶啤酒，到微醉时说了一些有趣的醉话，老杨学得惟妙惟肖。我放心了，这样才正常。

　　到了北京，大戚的手机关着，一时联系不上，西山又进不去。老杨说，走，去大戚家。

　　大概在北京东四块玉的一条胡同里，经过一个渔具商店，是国家体委的家属楼。正是清晨，许多人手里拿着油条走进院子，敲开一座灰色楼房五楼的一个单元，大戚的爱人迎出来。屋子不大但布置古雅，旅游纪念品和奖杯占据了大部分空间。“大戚回北京都七天了，好长时间没见他了，可他就不回来，说是队里有纪律，自己不带头执行就没法管理球队了。”戚夫人特别爱谈他们的独子，“他叫戚震，是唐山大地震那一年生的，所以就起了这么一个名，现在在清华大学读书，在校田径队里，跟我年轻时一样跑百米。”(后来我从新华社摄影记者罗更前手里的一张照片上，看到一个小伙子，腰上绑着一个大汽车轮胎在跑步，老罗说这就是戚震了。)戚夫人送我们下楼，指着对面一楼的一扇窗户说，那就是刘国江刘导的家。

　　终于联系上了大戚，他把我们带进了西山宾馆他的房间。

　　第一次采访大戚，发现他沉默寡言，说话声音比较小，而且总是深思熟虑的样子，可以说不善言谈。但凭着第六感，我当时的印象是虽然外表冷峻，然而他的胸中却又有一颗炽热的心，起码那时是这样，但他努力克制，小心翼翼不表达出来。他非常非常渴望成功，不过越这样他越是总被捉弄，命运之神一次次把苦酒偷偷地倒入他举起的酒杯里面。

　　当时张效瑞膝伤严重，已到无法训练的地步，在平时训练时，我们只见他在训练场边一个人乐呵呵地颠球，但谁知他在背后有多苦闷？大戚向我们道出了实情，他说：“这小鬼其实要强得很，我就亲眼看见他一个人在房间里急得直哭，唉。”当时大戚脸上那种格外痛惜的表情至今我还记忆犹新，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地采访戚务生，仅从这一个小小细节，我就感到大戚和他手下这些球员其实也很有人情味儿，在他们公开示人的冷冰冰的外表下，每个人的内心里面也都有一种柔弱，都有七情六欲，“神秘的”国家队其实也只不过是由一大群年轻的和几个年老的平凡人组成，但因为他们面对着巨大的压力和责任，所以他们比常人更敏感，更善于忍耐和掩饰。

　　中韩对抗赛刚刚结束，中国队当然又输了，足协那时很反感媒体提出来的“恐韩”说，有些国脚也公开否认它的存在，大戚这一回却很是坦白，他点上一枝三五烟兴奋地说：“上场比赛对韩国，由‘恐’到‘拼’的转变，有目共睹啊，维拉潘赛后对我说，‘中国队进步很快，跟韩国打场面上都很好看。’”看得出，那时大戚对即将到来的小组赛乃至十强赛都是满怀信心的。

　　我们回到沈阳写出了一篇文章《破译戚帅出师表》。

　　难忘的两次专访

　　大戚指挥的国家队确实曾经在好长一段时间里与新闻界隔绝，甚至当时有人评论国家队说，“好像冷战时期的严酷年代，一切都是秘密。”在此期间，我数次对大戚做过专访，记得最清晰的有两次。

　　大戚那一段对大多数媒体采取不合作政策。16日在广州天河体育场的场边，大戚却欣然接受了我的独家专访，他在详细地向我讲述了“压迫式打法”的内涵后，着重谈了王涛离队问题，他非常气愤地说，“王涛不是条好汉，他是一个逃兵，别想再进国家队，国家队不是大车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后来这件事影响很大，被称为“王涛事件”。

　　另一次难忘的采访是在十强赛中国队首场2：4负于伊朗队后，我本想在赛后立刻采访大戚，但当时国家队驻地东方宾馆已经乱成一锅粥，上千球迷正在试图冲进宾馆，许多球迷打着赤膊，“王俊生、戚务生下台”、“足协解散”，口号声南腔北调，显然这些球迷来自天南海北。警察围出四道警戒线，警灯刺破夜空，赛后已经三个小时了，但是显然这场对峙才刚刚开始。我只好撤了。

　　第二天中午，我给大戚打电话，很意外，电话线那边传来大戚异样平静的声音：“你来吧，我等你。”还是很意外，宾馆楼外一个球迷都不见了。坐电梯到六楼梯门一开，保安把我拦住，这时电梯对面的626房间门开了，大戚在向我招手。是一个套房，茶几上有一个大果盘，一点儿都没动，但两个大烟灰缸里装着满满的烟蒂。大戚的精神状态似乎很好，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半小时，中间三次有人进来喊他吃中饭都被他回绝了。我的那篇专访《大戚说个明明白白》有五千字。

　　戚务生到底应当站在中国足球历史进程中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呢？也许现在下结论依然为时尚早。

　　所有历史都是“总把新桃换旧符”的，短短四年，足协由王俊生(有消息说他现在正在“督领”大运会足球队)换成了阎世铎，国家队由戚务生换成了米卢，中间还有一个没带过国家队的中国队主帅霍顿。比一比戚务生和米卢，发现他们截然是两种不同的风格，大戚严格讲原则，老米随意重经验。

　　四年后，其实米家军的骨架基本上还是戚家军的旧部，他们能开创出不同以往的历史吗？

　　如果说，一个人没有了希望，那么，他也就没了恐惧。幸好，当十强赛在四年后又如期而至的时候，我和大多数人同时又感到了那么一点点恐惧。本报记者胡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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