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岁今日，国家队大有“白色恐怖”的意味，南勇从头盯到尾，阎世铎三天两头到国家队训话，老总后援团大作队员工作，午夜会议接二连三，而如今这一切均成往事。

　　只有米卢一个管理者

　　本次昆明集训应该是国家队数次集中操练以来管理最放松、球员又最认真的一次，南 勇露了一面就打道回府，董华和领队朱和元也先后离开昆明返回北京，只有副领队吕枫一人坐镇。没有了几位督军的现场陪练，20多名国脚并未放任自流，却主动地为能打动米卢进入23人大名单而暗暗较量着。本次国家队集训，基本呈现了无为而治的高境界。

　　进军世界杯后，国足的管理层长出了一口气，至于世界杯时的任务其实只变成了“力争上游”，所以享受快乐足球的观念早已深入到每位官员的心灵深处。在这一背景下，分配世界杯记者采访名额和愈演愈烈的“假球黑哨风波”把足协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不少俱乐部大胆捋虎须，将足协告上法庭，阎世铎上任后钦点的几员大将不得不回京共商大计，于是在昆明的红塔训练基地只剩下了吕枫和几名队医为国足服务。

　　南勇在临行前的一次会议上第一次郑重其事地宣布了国家队节制原则：朱和元在时由其负责，朱和元不在就由董华统管，两人都不在就由吕枫领军。首次重任在肩的吕枫压力很大，除了队务需要面面俱到外，还要和上百名记者随时沟通，心里诚惶诚恐的吕枫多次请相熟的记者提意见：“这几天有什么事大家尽管说，只要允许的我们一定服务好。”看到抽烟的记者无处处理烟蒂，就立刻让基地的工作人员找来一个不锈钢的垃圾筒，以免破坏了红塔基地洁净的环境。

　　由于国青也在红塔集训，沈祥福无法分身，金志扬又远赴国外刺探“敌情”，教练组里只剩下了米卢、迟尚斌和徐韬三人，要不是德拉甘担负的部分训练任务，国家队还真忙不过来。好在近一周的时间，国家队都在进行体能训练，只有德拉甘和迟尚斌忙碌异常，米卢则在游戏中度过一堂又一堂训练课。如果进行技战术训练，国足早就人手告急了。

　　训练初始，南勇还担心国家队大唱“空城计”会有麻烦，但几天下来却发现平安无事，其实这也得益于足协对国脚采取了宽松的政策，南勇代表足协表态，十强赛前的禁止留洋令已成一纸空文，目前只要有国脚想要出国，足协将大开绿灯，需要到国外试训的统统给假。无为而治能得以实现还有赖于国脚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

　　国脚不愿米卢多费心

　　近一周的训练过后，采访国足的记者感受最多的是今年的氛围比以往的历次集训都要好。2001年年初的集训虽然也有20多人，但一半的队员都无法参加正规训练，有的是确实伤病在身，有的则是小病大养，连正常的分组对抗都打不了。因为那时国脚、媒体和球迷都对老米持怀疑态度，老米处在四面楚歌的包围当中，后来是阎世铎的米卢核心论才缓解了这一信任危机。

　　事过境迁，老米带领球队进入了世界杯的彪炳战绩已经向外界表明了最直白的信息：在国家队“我者昌，逆我者亡”。所以国脚只能用实际行动打动老米才能得到进入23人名单的机会，因为往日的事实已经证明米卢的地位和尊严不容挑战，没有国脚的胳膊能拧过米卢的大腿。另外，每一位应召上山的国脚都知道世界杯对于自己的重大意义，能代表国家队出现在韩国的世界杯赛场上不仅仅是荣誉，还有更多的实惠，可以凭借出众的表现吸引国外大球会球探的注意力，顺利觅得出国踢球良机即使仍在国内，薪水和转会时的身价也将会随着世界杯之行而大大提升。

　　正是在双重利益的驱动下，国脚们开始释放自己全部潜能，最不愿体能训练的孙继海新婚之后匆匆告别娇妻来到米卢帐下听令，而且训练中极为卖力。其他的球员更不在话下，身体有恙或轻伤在身的国脚不愿以弱示于人，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清楚，一旦此时因伤病停止训练就等于自己放弃了机会，将可能获得的23人名额之一拱手相让。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每个国脚都不遗余力地完成教练布置的每个科目，尽管这一周的训练内容是最枯燥的体能训练。

　　无为而治终于在百求而不得的时候浮出水面，这一良好信号有助于国家队充分贯彻米卢的训练部署和比赛时的战术意图，从而以最强大的合力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展示新人的风采。

　　本报记者白立辉邱国栋电自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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