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中午12时起，北京新侨饭店6楼的电梯通了，北京奥申委展示大厅服务台上摆满了矿泉水，公告栏上写着“申奥英雄凯旋，祖国人民感谢你们。”饭店服务人员毕恭毕敬守候在电梯门口。

　　下午1时10分，电梯门开了，随着手捧鲜花的北京奥申委代表团的回归，楼道里响起了掌声。

　　北京展台用白百合

　　北京奥申委宣传部副部长温文打开房门放下行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接收传真，两天的工夫，一卷传真纸已经用完了，手捧一封封热情洋溢的贺电让温文忘却了旅途的疲劳。

　　温文骄傲地告诉记者，北京的展台确实有水平，奥运五环色灯柱支撑着58英寸超薄大屏幕显示屏，台面是有机玻璃的，另外还使用了3个小屏幕和一个笔记本电脑，分别播放申奥宣传片和一个多媒体软件。展台上有精心设计的中国结、纪念章、T恤衫等纪念品，还有特意准备的北京糖果。展台的门也特别有中国特色，一个大大的中国结格外抢眼，而展台上的一束纯白色的百合既亲切又吉祥。人们都说北京的展台“最牛”。

　　差点两手空空回来

　　回想起在异国他乡度过的12天，温文深有感触地说，虽是第一次去莫斯科但由于终日忙碌，根本没有时间多看一眼莫斯科是什么样，投票结束之后还有大量的善后工作，因此直到离开莫斯科她“也不知道红场是什么样。”14日下午返京前，还是同事替她上街买了几条披肩和两个套娃，“要不真是两手空空。”

　　大家当时哭得很惨

　　13日最后投票时，温文等人一直在中国驻俄大使馆忙着组织安排当晚的答谢宴会。整天手脚不停，温文甚至想把高跟鞋扔了换双运动鞋。

　　温文说，当听到萨马兰奇念出“北京”时，大使馆内一片欢腾，她先是头脑一片空白，然后抱住旁边的工作人员失声痛哭。“那一刻，声援团的人欢呼震天，而所有的奥申委工作人员却哭成一片，而且哭得很惨。”温文说那一刻，抑制不住伤心起来，一年多的辛苦历历在目。现在想来令她痛哭失声的还有另一个理由——对家人的愧疚。今年5月，年迈的母亲两次住院做手术，就住在离新侨饭店一街之隔的同仁医院，但她却只陪了母亲半天；离开北京之前儿子中考，她从来没过问过；丈夫作为体育报的记者也去了莫斯科采访，家里只剩下儿子一人，提起这些，温文的眼眶湿润了。

　　一分钱都没花出去

　　昨天下午当记者与北京奥申委宣传部另一位副部长张明取得联系时，她刚刚打了个盹儿。张明告诉记者，这是她第三次去莫斯科，也是最累，感触最深的一次。

　　张明是个很时尚的人，像许多女同胞一样，逛街购物是她的一大爱好，但这次，尽管她在莫斯科呆了12天，却一分钱没花出去，因为她“根本没时间去逛街，一天到晚在代表团下榻的三个地方来回跑，别说逛街，就连饭店里的商场也没进过一次。”每天都要组织人员编写汇报材料，搜集最新动态、国际社会的反应，还要布置展台，她根本没有时间想申奥以外的任何事情。

　　北京资料一抢而光

　　令张明最开心的就是北京的展台总是最招人，宣传材料总是被一抢而光。在发放280多套文夹时，她险些被拥上来的人撞倒。展台亮相仅几天的工夫，从北京带来的70多箱宣传材料全部发放一空。去莫斯科时，宣传部带的东西最多，回来时却是两手空空。

　　张明说北京获胜是天意，因为我们付出了非凡的努力，也付出了非凡的心血。想起上个月去蒙巴萨参加非洲国家奥委会联合会时的情景，张明说北京展台不仅布置考究，规格高，而且材料非常丰富，工作人员态度认真，寸步不离展台。张明回忆说，当时住的地方推开窗就能看到海滩，经常看到其他申办城市的工作人员到海里畅游嬉戏，在沙滩上享受日光浴，“而那几天我们的全体工作人员没有踏上过沙滩一步。”

　　陈述组临时换服装

　　大家一定注意到北京奥申委陈述组亮相后一直穿鲜艳的红色西服，但13日作最后陈述时男士却改成了浅灰色的西服。原来，陈述组考虑到当时会场的背景色彩比较花，穿红西服视觉效果不理想，临时决定男士改穿浅灰色西服。为了作好陈述，包括张艺谋在内的各方专家纷纷支招儿，包括如何站位，何种语速，甚至怎么扶眼镜都考虑到了。

　　一星期没吃正经饭

　　昨天下午，作为北京奥申工作团成员之一的新华社高级编辑李竹润回家后的惟一愿望就是———睡觉。

　　年近六旬的李竹润告诉记者，他的主要任务是翻译外电、编译宣传材料，7月7日深夜到莫斯科，取完行李到达下榻的乌克兰饭店时已经是次日凌晨，几个小时之后，他已经完成了第一份通讯，以后的几天每天都要编译制作出两到三期通讯供领导参考，每天都得写一万多字。李竹润说，由于时差关系再加上工作紧张，一天通常只有早餐能按时吃，午餐和晚餐都没谱儿。8日一直忙到深夜12点大家才到一家中餐馆吃午饭。说到这里，老李特意提到，北京申奥成功也该有莫斯科华人的一份功劳。长城饭店负责给送盒饭，都是老板娘亲自掌勺儿，该饭店老板温先生说，哪怕北京奥申委代表团只要一份盒饭也管送。除了送饭，温老板还赞助了一台复印机。另外，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也自愿担当翻译，从来不计报酬。

　　就怕闺女不认识我

　　昨天中午回到新侨饭店，北京奥申委宣传处的李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挨个儿屋子找报纸，他急于想知道北京人“7·13”之夜是怎么过的。卷好一摞报纸他这才急匆匆赶回家。

　　李健告诉记者，他是第一批去莫斯科打前站的成员之一，7月2日到莫斯科后主要负责与媒体联系，预订房间等杂活儿。忙活了十几天，根本顾不上吃饭和睡觉。莫斯科很热，天黑得又晚，十几天下来，他自己感觉瘦了也黑了，“但还好，回到家我那快一岁的闺女还认识我。”

　　头一次去莫斯科，李健只是在14日那天下午才抽空去了趟红场，他给女儿买了个小鸡吃米的玩具，给爱人带回来的只有几张国际奥委会印制的明信片。李健说，本来代表团决定14日早上集合去转转莫斯科，但所有工作人员都自觉留下来帮大部队拆展台、打包，直忙到中午才算收拾完。而下午5时就要离开饭店去机场，因此只是抽空去红场看了看。

　　说起投票时刻，李健不好意思地说，一听说北京赢了，欢呼声刚一出口，泪水也随着涌了出来。“自己20多个月的辛苦工作总算有了回报，那天我哭得像个泪人。”

　　奥申委副主席当起了“保镖”

　　13日下午，当北京奥申委主席刘淇市长签完与国际奥委会的合同书，刚一露面就立即被各国记者围得水泄不通。李健回忆说：“那情景就像发洪水一样，各国记者一下子就把刘淇市长淹没了。”“摄像灯光照得刘市长一脑门子汗，他的脸也被深深埋在一堆麦克风里。”虽然他和另外几个工作人员想把刘市长“抢”出来，但都没成功。因为刘淇市长还要马上赶去中国驻俄大使馆参加活动，在一旁陪同的北京奥申委副主席蒋效愚情急之下，亲自充当起保镖，和几名工作人员一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刘淇和袁伟民“抢”了出来，“屈尊”坐进工作人员的一辆老伏尔加“逃”出记者的包围圈直奔中国驻俄大使馆。(郭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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