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不公，是困扰国际体育界的一个难除的毒瘤，在全运会上更是成为争议的焦点。破解裁判工作的“信用危机”，是全运会必须迈过的一道坎儿。 在九运会上，组委会对5名拳击裁判和3名赛艇裁判进行了处罚，其决心和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这一方面表明国家体育总局已痛下决心破解难题，另一方面也说明裁判工作陷入“信用危机”确非空穴来风。

　　长期研究体育社会问题的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卢元镇认为，“裁判不公”现象的蔓延背后则是利益驱动。他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竞技体育的利益背景变得日益复杂。一球、一分或者一剑就有可能决定一些运动员、教练员和官员的车子、房子和票子，甚至是一生的命运。因此，他们会千方百计影响裁判执法。卢元镇指出，裁判工作屡出问题的关键是整个体育体制的问题。他分析说，我国现行的裁判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裁判以业余和兼职的居多，主要由运动员和一部分与体育界关系密切的人转化而来。参与比赛时，裁判群体常以行帮形式出现，一个裁判长带一群裁判，甚至连仲裁也都是“自己人”。 国家体育总局在九运会期间毫不留情地向裁判不公现象宣战，在采取防范措施方面可谓达到了“绞尽脑汁”、“费尽心机”的地步。对九运会上出现严重错判、误判、漏判、改判的裁判员，体育总局将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停赛、降级，直至开除出裁判队伍的处罚。 体育总局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也听令跟进，各显神通，依据各自特点制定和落实加强裁判管理的细则。游泳管理中心对参与九运会执法的裁判实行“临时管制”，禁止裁判与外界联系。违反规定的将被警告，甚至取消执法比赛的资格，严重的还将停止裁判工作两年、撤销技术等级称号并终身停止裁判工作。体操竞委会则下达禁酒令，严禁裁判在比赛结束前与各队“地下联系”，严禁裁判员串联。在羽毛球比赛中，与参赛队一方籍贯相同的裁判和司线员均要回避。如果发现哪位裁判有明显的偏袒行为，立即终止该裁判的工作；裁判误判、漏判行为会被记录在案，根据其程度作出相应的处罚。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要想破解裁判“信用危机”，应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加强制度建设，由专业协会出面组建裁判队伍，并通过加强道德建设和行业自律对裁判进行管理，保障公平执法的裁判员没有后顾之忧。同时，还要在仲裁机构这个“第三人”方面下功夫，让独立的仲裁机构能下狠手把“偏心”甚至“黑心”的裁判“打痛”、“打怕”。 新华社记者 沈虹冰 王恒涛 （新华社广州11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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