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振华：他曾经把我藏起来了

　　所有亲历过1979年和1980年中国乒乓球队冬训的人，可能一生都不会忘记在那两个寒冷的冬天里，自己的体能极限和意志品质受到的挑战。可以说，那两年的冬训，达到了全世界乒乓球训练中最大的运动量，目前还没有哪一个项目的哪一支队伍能够实现超越。

　　1979年第35届世乒赛，中国男队仅获一项混双冠军。我是1978年从国家青年队到了国家队，正好赶上男队卧薪尝胆准备翻身仗。男队主帅李富荣，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严于律己身先士卒。当时的大运动量，是常人不能想象的。我们每天6点出操，先跑5圈，2000米，然后是一个小时以发球为主的技术训练；吃完早餐，8点钟又开始排队，上午技术训练大概两个半小时，还要进行一个小时的身体训练；下午又是三个小时的技术训练，加多球；晚上基本上每天都开会，有思想动员，也有业务学习。最锻炼意志品质的是跑步，再恶劣的天气都要跑，一个冬训下来，总量差不多从北京到唐山跑了一个来回，这对乒乓球运动员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跑步的时候，我们也有过畏难情绪，甚至是逆反心理，但最累的时候，看到主教练在跟我们一起跑，带头来经受这种考验，我们自然也得坚持。那时候他快40岁了，而且身体不太好，可以说，他用一种以身作则的工作态度带动了全队，感动了全队，给我们起了一个很好的表率作用。

　　第二个感觉就是严格，甚至可以说不通人情，不管是训练还是比赛，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对所有事所有人要求都很严格。那时候我们都怕他，就像后来有些运动员怕我一样，离老远看见他面对面走过来的时候，宁可绕着走。也正因为严格，所以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是非常强的。通过两年艰苦的磨练，36届世乒赛团体赛5比2赢了匈牙利以后，全队两年储存的能量全部都喷发了，一下子不可收拾，第一次包揽七项冠军。

　　第三个感觉就是李局长很有魄力。那时候队内竞争是比较激烈的，有一批老运动员像郭跃华、李振恃、梁戈亮仍然很有实力，虽然35届输了，但那之前几次访欧比赛，这批老运动员基本上都没有输球，对欧洲队保持全胜的有好几个人。我们这些年轻的运动员虽然访欧成绩也不错，我1979年出去只输了一场球，后来就把我藏起来了，谢赛克、王会元输了两三场，但是跟老运动员相比，我们几个年轻的在战绩上、大赛经验上都没有说服力，综合比较我们还处于劣势，我们唯一的优势就是外国人不熟悉我们的特点，可以出奇制胜。

　　我听说1979年在南京召开全国乒乓球工作会议时，徐主任和李局长立了军令状，说两年之后如果赢不回来，他俩就辞职。在这种压力之下，他依然力排众议，决定启用年轻运动员，我和谢赛克36届世乒赛都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比赛就报了团体，施之皓、王会元虽然35届打了单项，也属于年轻的。而且到最后阶段冬训时，他一直在给我们年轻运动员加压，明确地告诉我们要去挑大梁。现在回头来看，在当时的情况下让新人承担主力，肩负打翻身仗的重任，包括备战中的一些举措，确实需要一定的魄力和胆量。

　　到了90年代初我担任男队主教练，我们从团体第7名开始往上爬坡，到1992年小胜，巴塞罗那奥运会拿了男双冠军；1993年世乒赛功亏一篑，男团决赛又输给瑞典；一直到1995年在天津打翻身仗，并实现了第二次包揽。这期间李局长是我最直接的领导，作为训练局的局长，他有很多项目要管，但他把乒乓球当作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对我们男队特别关心和支持。当时我是最年轻的主教练，在男线最困难的时候，李局长始终是既给我信心，又给我们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的支持和保障。当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也是和队伍一起想尽办法来解决，甚至调动全国乒乓界的力量来帮助男队共渡难关。第二个就是他不断地给我们找问题，包括为人处事上也及时地提醒我、告诫我，对我来说既是一种激励，也可以说给了我人生最大的启示，这一点对我帮助很大。我感觉他不仅仅是从领导的角度，而且是以长辈那种负责任的心情，不想让我吃他以前吃过的亏，犯一样的错误，希望我能做到事业发展和个人成长同步进行，这一点也让我很感动。

　　李富荣局长事业心非常强，他做了那么多年的主教练、总教练，包括后来当领导，一直在一线和运动队打交道，在运动项目的发展战略和具体措施、队伍建设和管理、人才培养和使用，以及乒乓文化和乒乓精神的传承上，李局长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给中国乒乓球队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财富，他把从傅其芳等老教练那里继承的很多优良传统发扬光大，给我们后辈树立了榜样，再由我们继承和完善。

　　看到中国乒乓队界今天这样的局面，我想李局长心里肯定也有一种成就感，因为这里面倾注了他的心血，做了很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