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邱钟惠

　　文/房学峰    责任编辑/徐寅生

　　无论在什么时候谈论中国体育，邱钟惠的名字都会赫然其间：她是第一个获得世界冠军的中国女运动员。

　　对于邱钟惠，记者和作者们整整写了五十年，按照一般的规律，在像她这样的“历史老人”身上，很难有新的发现和新的写作“由头”……

　　果真如此吗？非也，邱钟惠的故事很有重温的价值！

　　邱钟惠是云南腾冲人，在谈到自己少年时代的体育经历的时候，她说：

　　“我父亲是一个中学校长，我们家就住在学校里头，有一张乒乓球台。我念小学的时候，哥哥他们经常打球，我老给他们捡球，后来就求他们给我打一会儿，慢慢就跟他们打上了，慢慢还能赢他们了，那时候女孩子打乒乓球的极少……”

　　后来，邱钟惠转学到昆明第一女子中学，那是一所百年老校，邓小平夫人卓琳也是该校的学生。这时的邱钟惠，几乎是一个全能的体育特长生：“排球、篮球我都是校队成员，排球还选入了省队——我调到省队当专业运动员，不是打乒乓球是去打排球的！”

　　1953年，为了组队参加全国乒乓球赛，云南进行了一次选拔赛，有一定乒乓球基础的邱钟惠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去参赛，竟然打了全省第一，随即代表云南到重庆参加了西南地区的选拔赛，又获得了单打亚军，取得了到北京参加全国比赛的资格。

　　按照比赛的规则：前八名留下来组成国家队，邱钟惠打了第九名，却显示出了自己的乒乓球天赋——“后来才知道，评委们开会讨论得很激烈，一派说应该把我留下、很好的苗子，另一派说我太矮太小、发展前途不行。最后，一个很主要的人，是长期搞体育的人，他说：‘我看这小孩很适合搞运动，不要错过了，还是留下吧，哪怕集训一段时间不行，再回去打排球就是了。’就这样把我留下，叫‘候补队员’——其他八个是正式地调进了国家队，我是试训……”

　　在研究邱钟惠的这段经历的时候，有两个问题特别值得重新解读：

　　第一个问题是邱钟惠父亲的功过是非。

　　邱钟惠的父亲叫邱天培，曾经担任腾冲县县长，在这座边陲名城的建设中，邱天培颇多作为，他曾负责督建凌驾于滔滔怒江上的惠通桥，1935年12月22日，桥梁竣工之时，正好是女儿出生之日。双喜临门，遂给女儿取名钟惠，以作纪念——“钟惠”者，“钟情惠通”是也。

　　惠通桥始建于明朝末年，初为铁链索桥，它位于滇缅公路(中国段)六百公里处，长期是连接怒江两岸的唯一通道。抗日战争初期，作为中国战区的交通命脉，滇缅公路是中国的“生命线”，而惠通桥则如同咽喉一般，是日军多次轰炸的目标，邱县长的督建之功，自然也因此桥名垂青史。然而，到了1942年，日军进犯腾冲之时，驻守腾冲的“云南王”龙云之子龙绳武不战撤至昆明，县长邱天培也随之撤走。

　　有功于乡梓、有过于社稷……这样一个家庭对于邱钟惠的人生道路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个问题殊为有趣，从结果看，邱天培之功过对邱钟惠的未来至少没有太消极的影响，这或许是因为邱家乃龙云部下，所以受到我党统战政策庇护的缘故吧？

　　第二个问题是云南对于中国体育的贡献。

　　如果从现在看，云南不仅属于中国体坛的“第三世界”，而且还是“第三世界”中的落后地区——第十一届全运会，云南的金牌数只有三块，排名各代表团的第25位；到目前为止，云南一共有26位运动员参加过奥运会，但唯一的金牌是由福建籍的张国政取得的，此外仅有两块银牌的纪录：1996年何琦作为中国女排一员获得的和李季在雅典奥运会女子200米自由泳接力的预赛(按照国际奥委会的规定，参加预赛的选手也统计奖牌)中获得的。

　　然而在建国之初，云南体育却颇多名家，除了邱钟惠之外，至少还有两人堪称中国体坛的旗帜性人物：其一是原中国体操协会主席、体操中心第一任主任张健，他在运动员时代是国内数一数二的顶尖好手，教练员时代则培养出李宁、童非两位超级巨星；其二是原中国篮球运动掌门人杨伯镛，运动员时代是和钱澄海齐名的球星，教练员时代率中国女篮多次进入世界前三名。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云南能在建国之初涌现这样三位泰斗级人物，这个问题确实值得体育史家予以研究……

　　进入国家队之后，邱钟惠不再梦想着当一个眼科医生，而是把打好球、把为国争光作为了自己的奋斗目标。

　　回忆起刚进国家队的情景，邱钟惠说：“我个子矮，不可能去学两面攻，但是我的身体素质好、步伐快，我就跑着打，而且我就是要抢在前面进攻，尽量争取不跟人家打持久战，但是因为我基本功很扎实，我又不怕跟对手打持久战。1955年的全国比赛时，都没看好我，新闻稿都已经写好了别人的名字、说别人拿冠军——后来他们告诉我：稿都写好了，觉得冠军绝对不会是你，都写好是别人，后来赶快临时改我的名字。”

　　或许就是这样的经历，对于邱钟惠获得世界冠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957年，邱钟惠第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就和队友一起获得团体第三名；1959年第25届世乒赛，邱钟惠在团体、单打和双打比赛中都获得铜牌；1961年，在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界锦标赛上，她先是获得团体和双打亚军，然后就站在了单打决赛的球台前。

　　在邱钟惠进入决赛之前，她的半决赛对手是队友王健，这场球开始了中国乒乓球长达五十年的一个话题：让球。

　　邱钟惠回忆说：“当时王健打球很大刀阔斧，姿势很漂亮，成绩也不错，很多人觉得她年轻可以拿冠军，后来报到贺老总那儿，贺老总不同意。当时讨论决赛到底让谁上，队里的意见是让王健上，觉得她比我有利，但是贺老总说不行，说‘你们怎么那么没有眼光？邱钟惠那么拼、那么顽强，就是输也要让她上！打出中国人的志气！’”

　　邱钟惠坦承：贺老总拍板这事，是她多少年之后才知道的，“当时组织上就通知我，让我养精蓄锐准备打决赛…乒乓队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样的传统，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只要中国运动员最后能夺得冠军，谁更有利些，就让谁上”

　　在这场比赛之前，邱钟惠和对手——匈牙利的高基安的交战成绩是胜少负多，这是一些人不看好邱钟惠的理由。邱钟惠才不管这些，她说让我上就上，尽我最大努力去争取胜利。

　　“那场球打了一个半小时，五局，每局最低比分都是21︰19，有的都打到了20平，很激烈。她发挥得也很好，并没有失常，但是我超水平发挥，那场球确实是我一生当中，打得最漂亮、最清醒的一场球，所以高基安输完以后也很服气的。

　　比赛的时候，我什么都听不见，好像这个世界上只有高基安跟我似的。我连主席台都没有看一眼，后来他们跟我说今天谁来了、哪位领导人来了，我都不知道，当时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球台跟我跟高基安，其他的我什么都没有注意、什么都没有看，我就想我的球，想我的战术。

　　只有一个场外的细节我注意到了：匈牙利队给高基安准备好了鲜花，都放在现场、教练挡板那里了，因为他们觉得还是高基安赢我的机会大一点儿……”

　　获得世界冠军之后，邱钟惠享受到民族英雄般的待遇，“我记得获得的奖品是一套‘红宝书’，一套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还有一幅织锦缎，我用它做了一件上衣——是中国最有名的织锦缎，冠军亚军都有的，不是特殊给我们冠军的。此外，就是给我们记了一个特等功。”

　　1963年，邱钟惠又参加了第27届世乒赛，在女子团体比赛中获得铜牌，在自己的运动生涯中，她在世界大赛上一共获得一块金牌、两块银牌和五块铜牌，此外还五次获得全国比赛冠军。

　　谈到这段经历，令人尤其感到兴趣的是贺龙元帅何以能力排众议、让邱钟惠打决赛？做出这一决策的时候，是出于纯粹技战术层面的理由，还是也和邱家的独特背景有关呢？

　　“让球”的事情，如今依然有不少人对此有各种不同的议论，但在笔者看来，判断任何事情都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乒乓球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夺得了众多的世界冠军，他们把国家荣誉放在第一位，依靠集体力量，不计较个人得失，这些精神一直被广大群众所称道。即使在新的时期，中国乒乓球队很多优良传统中蕴含的精髓，依然需要传承和发扬。

　　中国体育历史上的一大悬案是容国团之死，邱钟惠曾经对其死因存有疑虑——

　　“他跟我都住在幸福大街九号楼，我住在一层、他住在三层，都是体委的宿舍。当时他很压抑，成天也很少说话，见人都很少答理了——他过去就不太爱理人，那时候就更不爱理人了。有一天在门口碰着他，就突然问我：

　　‘小邱，你对我们拿了世界冠军有什么看法？’

　　‘你怎么那么怪？怎么问这样的问题？你是怎么想的？’我说。

　　‘你先说。’

　　‘当然是高兴的了，我们为国家争了光、为人民争了气！’

　　‘是吗？现在不是骂我们臭奖杯、臭冠军吗？’

　　……我们就这样聊着，显然他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当时，大字报铺天盖地，骂‘资产阶级的臭奖杯、臭冠军！’，说什么‘拿世界冠军是走修正主义路线、是麻痹人民，拿世界冠军是有罪的’，这些对他的打击很大、他很在意，他觉得自己那么爱国，从香港回来为国家拿了第一个冠军，怎么是臭奖杯？怎么是麻痹人民？他想不通！

　　他问我这些问题的时候是在他死前几天，过不了几天他就上吊了。

　　那天早上，突然外面叫我快出来快出来，说容国团自杀了！我们去了，看到一个弯脖子的树，他就挂在那儿，是一个打扫清洁的老头儿发现了他……

　　让我觉得可疑的是：当时虽然有很多大字报，但是一张关于他的大字报都没有，只是骂杯子是臭奖杯，但是也没有指明批他，但这样他也受不了，所以他最后的遗书写了一句话：‘我爱我的面子胜于我的生命！’

　　后来我去找军管会，我说我认为他很有头脑，不至于轻生，我怀疑是他杀！

　　然后就大着胆子去找军管主任，我说我怀疑容国团是他杀，请军管会一定要很好地调查，我把我的疑点说了，我说他住楼上，我觉得他这几天都很正常，没有轻生、自杀的迹象，只是问我对几个奖杯怎么看，说明他还在思考，他怎么就跑去自杀？他有那么好的家庭、他那么喜欢他的女儿……我说他应该不会自杀，他这么有头脑的人不会这么轻生的。

　　后来，当权者还是尊重我的意见，确实又去反复调查、了解，排除了他杀。我们当时也是‘保守派’、小兵一个，人家家属都没有说话，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在那个年代里，邱钟惠敢于直言，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对于容国团，邱钟惠的了解是“知己”级别的——

　　“他不爱财，因为他从小打小工，艰苦惯了所以不爱财；

　　他生活很潇洒、很随意、个性很强，要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

　　他不在乎别人的议论，就跟他的球风一样，别人看不起他的球，说他的球是‘三脚猫’，不漂亮、不潇洒，他也不在乎，他就有他的思想，他走他自己的路！

　　他的生活处事都是这样：不卑躬屈膝。他要不喜欢的人，你再高的位置他看都不看你一眼，他不去巴结；他觉得值得他崇敬的人，他会主动去跟你聊天。有人感觉他很高傲，我说不是，他不是高傲，他就是从小的家庭环境，老被人看不起，他不跟你打招呼是怕你看不起他，这是他从小的生活环境造成的。

　　他拿世界冠军，破除了迷信，证明中国人可以拿世界冠军，让大家都往这个目标奔，这当然是他的贡献，但是在我看来，他更大的贡献在于他的创造——他在香港打球的时候没有指导，都是自己琢磨的，像他的发球接发球、他的转与不转搓球，这些都是他的绝招，都是他动脑筋自己琢磨出来的。

　　所以，我说容国团是用脑子打球——我们是用手打球，他是用脑子打球。在我看来，乒乓球是个智力项目，不是体力项目，跟棋类差不多，是斗智的，谁智慧谁聪明，谁有一步棋走对了，你就是世界冠军！你看打乒乓球的没有一个傻的，都很聪明，接受能力都很强！”

　　我曾经听很多乒乓球的名宿们谈过对乒乓球运动的认识，其中，邱大姐“乒乓球是智力项目”的提法是最高境界和最有思想含量的。

　　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邱钟惠都是中国乒乓球界永远的“邱大姐”。

　　作为运动员，她的第一个十年是国手生涯，赢得了中国第一个女子世界冠军；

　　作为教练员，她的第二个十年执教于国家队，这期间中国女队在世锦赛上获得了团体、双打和混双冠军；

　　作为体育科研人员，她的第三个十年成果显著，她研制成功的乒乓球发球机至今仍然是一种重要的专业训练和业余娱乐器材，她在中国体育科学研究所担任过研究员和领导职务，还担任过中国乒协科研委员会和器材委员会的主任；

　　她的第四个十年开始从商，创办了北京邱钟惠体育用品公司，历经数年不懈努力后，又于2002年5月21日成立北京邱钟惠科贸有限公司……

　　她的每一个十年都活得很精彩，都追赶着时代风尚甚至引领着乒乓球的潮流——这位多次转换身份但始终为中国乒乓球和中国体育拼搏着的老大姐，完全称得上是一位“时尚潮人”了——

　　“我刚开始去科研所时人们都吓一跳：你怎么会要求到科研所来？科研所都是博士、硕士什么的，你一个中学生去搞科研？！能行吗？我说你们不要光看学历，我实践经验很丰富，我把它总结、提炼、上升，用你们的长处补我的短处，不是很好吗？结果我一直干下来了，还当了副研究员副所长，还出了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家科研进步奖……总之在科研战线也没有白干，还是有成果的。

　　我做生意也是这样，开始谁都说：她根本没有经营细胞，怎么能去经商？都说我不可能做好。但现在我做得还可以，虽然不能说拔尖，但反正我不亏本——我每年给科研所交几十万块钱，让他们增加科研经费，让他们提高科研人员的待遇，这也算是一个贡献。

　　我打球一直是拼，工作这一辈子也是这样，没有不拼的时候，现在还在拼，任何时候都在拼。拼有时候是跟自己斗，怕自己跟不上形势，所以经常解剖自己，向别人学习，给自己充充电，人需要不断地充电。”

　　正是因为这位大姐不断与时俱进的精神，她在乒乓球界享有很高的荣誉，而尤为难得的是，她在与时俱进的同时，并没有迷失良知。

　　众所周知因为历史的原因，中国乒乓球界内有过一些矛盾，但是自始至终，邱钟惠都和几乎所有的乒乓球界人士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友谊……

　　所以，对于中国乒乓球来说，“邱大姐”的称谓绝不是因为资历使然和因为年龄使然，她在业内人士心目中，确确实实是与时俱进的楷模、自我超越的榜样和深孚众望的前辈！

　　一个人成就一点儿事业并不难，难的是能在几个事业领域里都有所作为；

　　一个人享有一些威望并不难，难的是能享有众口一词的威望。

　　——对于乒乓球而言，这个人就是邱钟惠，至少她是其中之一。

　　今天，当我们重温这位老大姐的故事之时我们将能够发现：她不但过去是中国体育和中国乒乓球的代表人物、是很多青年人的人生榜样，她的故事，还值得今天的人们来重温和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