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队又输了，先输日本，再输韩国，输给了同属东亚文明，而在现代化过程中成绩远远好于我们的两个邻居。

　　我时常在想，中国足球的多舛命运与我们160余年的现代化进程是何等相似，为学巴西还是学欧洲拉丁派争论直到今天惊呼日本队为我们找到了正确的发展方向，不正与当年的“以X为师”的争执直到最后大举留学东洋相仿佛？

　　这种相似是否也意味着什么，是否意味着我们民族百余年来的苦难与我们的知识活动,尤其是与学习或拿来有关？我的一个朋友曾经不无愤慨地说：“中华民族确实不是优秀民族，一个搞现代化搞了150年还没有成功的民族怎么能算得上优秀民族？”话虽愤激，但相比东邻，能无愧乎？

　　正如在足球上我们喜欢争论哪种“风格”适合国情一样，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也热衷于“哪种”道路适合的问题，可我们似乎从来没有仔细研究过东邻是如何学习或拿来的，以及这是否可能正是两国,在包括足球在内的现代事物的学习上存在差距的原因。

　　在有关外来事物的态度上，大家其实都在某种程度上赞同“拿来主义”，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希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如何“拿来”和“取去”，无疑仍有分歧的存在。鲁迅有言，鼓励大家“运用眼光，自己来拿”，但似乎他忽略了一个问题，即眼光是否存在或眼光的正确性如何保证的问题，毕竟，对外来知识的认识和判断，不象烟枪和姨太太那样可以一目了然。

　　事实上，在关于西方现代知识进入中国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拿来主义思路，一种思路是用事先就存在的眼光有目的地拿来，这应是鲁迅和毛泽东式“拿来主义”的本义，姑且名为“先选择后引入”；另一种思路则不妨称之为“先引入后选择”，即对于外来知识不加事先选择，先引入再说，这大概更近于日本的路数，因为早在上个世纪，他们就号称凡在西方有所建树或有新意的书，三月后必有日文译本。这里不是讨论两种思路谁对谁错的地方，尽管我无疑是倾向于后一种思路。

　　也许哈耶克这段话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历史学家通过某种建构或解释的行动……在某些方面，诸如语言学、经济体制和法律团体等问题，当我们处理它们时，这些事物的结构非常复杂，如果没有精细技术的帮助，就不再可能在没有错误和造成矛盾的危险下将它们重建起来。”“历史学家……在关系不太复杂的领域，他的本能可能引导他走向正确。当他转向诸如语言、法律或经济学等比较复杂的现象，并仍然不屑于利用理论家为他制造的模型时，他几乎注定会失败。”(《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哈耶克或许仅仅是在说历史学家，但在我的理解，曾国藩、康有为、孙中山……这一长串可以一直排到今天也包括你我的整个名单，在面对西方复杂的工商、金融、学术甚至仅仅是足球时的窘迫，其实不正表示了仅仅依靠常识和本能的窘迫，并且也近乎宣告了鲁迅式拿来主义的某种局限？

　　我以为，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主要来自于西方的现代性知识是不能被事先划分为“糟粕”和“精华”的，因为很难设想一个有待现代化的前现代社会中人，能够事先获得对于现代性知识的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标准，相反，我们只有在尽最大可能地引入西方现代性知识的基础上，才可能开始形成自己对于西方现代性知识的判断和选择标准。

　　然而，可以肯定地说，鲁迅式拿来主义是本世纪后半部分我们对待西方现代性知识进入的主流态度，并支配着我们的实践行为，而另一路径的拿来主义却从未被认真地看待过。大名鼎鼎的商务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但凡是或者自居是知识分子的，大概没有不读上两本的，从中获益，应该不在话下。然而，这套“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的丛书，以“每年刊行五十种”的速度，是否可能以及如果可能又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学术的原貌，所谓“定评”的标准何在，在我看来，是检验鲁迅式拿来主义成果的一个标志。但很遗憾的是，我不认为这套享有大名的丛书的成果值得欢呼。

　　由于兴趣所在，我对“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丛书的绿色部分(政治)更感兴趣，可以说几乎全部披阅一过，而越是读到后来，关于上述两种拿来主义之对错的困惑就越是强烈，而对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至少在绿色部分是否名实相符就越是怀疑：首先，是其远远未能反映西方学术之原貌，随便举一例，以泰戈尔的《民族主义》入此丛书，即属不伦不类，盖泰氏既非西方，也非学术。而既然民族主义为近世主要社会思想之一，断不应该以此薄本抵充就足够。

　　其次，是所谓“定评”云云，难晓其义。一般理解，对政治思想有承启作用者，方称得上“定评”，比如霍布斯的《利维坦》，而如《温斯坦莱选集》、《雪莱政治论文选》等，却难以称得上政治学和政治哲学史上有“定评”的著作。

　　相反，不少可以入选的作品，却未曾入选或姗姗来迟得让人难以理解，比如我久购未得的洛克《政府论》下篇，又比如杰弗逊。这一困惑伴我良久，并且我相信，商务印书馆如此编选，应该不是学力和眼界的原因。

　　不过，我在阅读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或许可以对此有所解释：即似乎存在着一个比例，在社会主义-个人主义、理性主义-经验主义、社会民主-自由主义民主……之间，前一知识谱系的出版物远远多于后一知识谱系的出版物(为怕记忆有误，我特意到商务印书馆的网站检索了一下1981～2000年的出版目录，结果是进一步强化了我的感觉，有兴趣的读者也可以前往)。

　　在我的理解，这应该与沿笛卡儿(甚至可以上溯柏拉图)——卢梭——黑格尔的这一知识谱系与马克思主义的亲和性，和沿休谟——洛克——康德(包括其后继如韦伯)这一知识谱系与马克思主义的抵触有关。而如果这一解释确实成立的话，则它依然表明我们在西方现代性知识的进入上的既定思路——先选择后进入的鲁迅式拿来主义，只不过在这里，某种意识形态取代了常识成为了选择的标准。而这当然应该属于我下一篇文章的话题(感谢网友gbbz2上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