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之后我将死去，在我身后，要么是一座丰碑，要么是一座十字架。”

　　把《圣经-新约卷》这段悲怆的话用在中国足球身上是一种幽默，中国足球史不是圣经，阎世铎也不是耶酥。它们的唯一相同之处，在于对灵魂寄养所的不可知——因为“幸福”，所以恐惧，10月25日，等待我们的是里程碑还是十字架？

　　最后的借口

　　馅饼从天而降，堵住所有的口实。这个美妙得可以让“体育馆路9号”所有人浑身冒汗的签果，事实上也把他们逼上绝路。

　　“再不出线，拖出去毙了”，这是馅饼的宣言。

　　长期以来，正统的思路总是把阎世铎当成一个企图拨乱反正的角色，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读。本质上，阎世铎与王俊生在一条道路上疾跑，只不过他们的跑姿不同。在一年零三个多月的过程中进行的是一场“政治接力”，而更为激烈的理解是，阎对王的取代，是国家体育总局在立场上的回收——由于外界的压力已不可化解，总局只能用更“左”的方式弥消崩溃的灾难。

　　这种中国政治最习惯的排解方式只能带来一个结果，即无以复加地把事情悬系于一个骰盅里。

　　但这一次，事情却几乎成功了。

　　越来越多的人在说：“是张吉龙铺平了世界杯之路”，这条路既通向史无前例的里程碑，也通向万古不复的十字架——由于我们在一夜之间撞上了最大的胜利机率，一夜间我们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恐惧。

　　因为再也不能败了！我们可以给以前任何一次愚蠢的失败找上一千条理由，这一次却不能。这是终于来到的幸福对中国足球的反噬，幸运女神在洒落甘露之时，顺手扒下我们的底裤——退路被全方位封死。

　　阎世铎最清楚这一点，他在目睹抽签成功后两分钟便暴露了隐秘的心态。

　　他走出自己的202号办公室，迎头碰上记者，面对祝贺，他竟然有一段迟疑——内心激越的波涛没有使他丧失判断力，我知道他正在警惕地措辞，是里程碑还是十字架？他绝不能让自己成为幸福的祭品，所以最后他说出的话是——“一切要靠实力说话”，这句话毫无语法问题，但它的问题是标明了“这个未来胜利最大受益人的最大顾虑——败即死，这才是真正的“华山一条路”。

　　与阎握手时，感觉手心湿漉漉的，谁也掩饰不了生理反应。

　　有理由认为，阎世铎处于比当年王俊生更险峻的地位，因为在这场“政治接力”中，他承接了王俊生留下的家底，也承接最危险的“最后借口”，这几乎就是一副“一次性碗筷”，一经使用便再无机会，失败者将没有饭碗。

　　“9号楼”里一个老江湖向我排定了一个“生死榜”：

　　如果中国队成功，嘉奖榜上是这样的顺序——一、阎世铎，二、王俊生，三、张吉龙，四、南勇；如果中国队失败，一、南勇，二、阎世铎，三、张吉龙，四、王俊生。由于张吉龙已完成一件“不可完成的任务”，王俊生又在党校学习，绝缘于备战世界杯，所以，最后南——阎将背上十字架，这就是说，南勇将首当其冲承受危险。

　　所以，作为中国足协职能划分中直接掌管国家队事务的南勇，心态是极其复杂的。

　　这个前冰上运动员、朝鲜族的后裔，性格极其耿直，工作极其认真，正因此，他在某些时候的心态表现类似于上一届的王俊生。面对如此美妙的抽签结果，他的说法是暧昧的，有刻意内敛的迹象。

　　不知有意还是无意，来自备战世界杯的一线人员的声音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在承认分组有利的句子前，加上了诸多定语，“内因”|、“外因”、“前提”、“担心”、“未知”……虽然这些语言充满了无聊的辩证思想与理性逻辑，并几乎让人想起上届十强赛“保平争胜”的句子，但我们可以理解，所有人都意识到他们面临的是“最后的借口”，长期被蹂躏的后遗症只能让中国队在幸福面前噤若寒蝉。

　　一个人塑起的碑与剑

　　从北京到贝鲁特，从洛桑到曼谷，张吉龙完成了他在中国足协直至中国球迷心目中形象的急升。这个属龙的人从龙年开始就切合着自己的名字——“吉龙”，更由于对中国足球本身实力的不信任，所以他这种个体化的成功具备着“救世”色彩。

　　是张吉龙拯救了中国足球，准确地说，是张吉龙拯救了中国足球队，如果未来我的眼前真有一座里程碑的话，那么这座碑的缔造者只是这样一个身高1.72米、年龄49岁、大腹便便并随时流露出外交家职业微笑的人。

　　关于那一夜的惊险与张吉龙玩弄的技巧已不必说，需要指出的是，在张吉龙为中国足球制造出这样一种幸福之后，自中国足协到中国国家队直至中国球迷都产生了一种空虚感。这个空虚感来自于我们准备了半个世纪的悲壮、苦斗、坚韧、崇高等名词概念被一次“外交游戏”取代，一如一个苦恋多年求之不得的情偶，在你形若槁木之际被告知——“她已经摆在了你的洞房”。

　　这将是又一次的“幸福”反噬，我们将怀疑举国拼搏、上下求索的动作是否有价值，虽然张吉龙拒绝承认这是个人功劳，但“龙哥”的“一剑镇江湖”确实对所谓中国足球工作者数十年辛勤工作的效率产生了讽刺意味。

　　因此，张吉龙塑起了一座丰碑，也塑起了一把剑。

　　按“9号楼”的私下说法：现在最高兴的是阎世铎，最有成就感的是张吉龙，最感叹世事弄人的是王俊生，最压力沉重的是南勇——路已铺好了，还能摔跤吗？就在抽签那天的上午，袁伟民在“大宝饭店”召开九运会有关会议，这位少有的既懂政治又懂竞技的首长对中国足球进行了批评：

　　“听说了你们对中国队小组赛的总结是结果满意、过程不太满意，我也看了报纸、听了球迷的反应，难道你们真的就满意吗？”

　　“打马尔代夫怎么回事？”

　　“打柬埔寨怎么回事？”

　　“找问题要找准！对矛盾的解决要到位，不要泛泛而谈。”

　　展开这场批评前，中国足协只有南勇在现场，袁伟民专门让人把阎世铎叫到会场，而阎世铎在会后也专门在足协内部找有关人员开了另一次批评会。措辞都是严厉的。

　　中国队小组赛后，在种种问题上，足协对外的态度都是“双面化”的，在内部，所有人都清楚目前的形势是何等严峻。上述的“首长批评”加深我们对一个事实的理解，即在体育界具体说就是体育总局内部，是绝无可能容忍在本届十强赛上再次落魄而归的。

　　张吉龙塑起了一座碑和一把剑——那支上上好的B5签，弄不好就是4个月后首长从判官桌后狠狠掷下的“立斩签”。

　　没有爱可以重来

　　带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这种压力起源于政治压力)，这一届集中天、地、人宠幸的国家队，将以一种古怪的心情上路，这种古怪表现为：羞涩、错位，以及胜利过敏症。

　　它不是一支在性格上大开大阖的队伍，在失去“悲壮地死”的背景后，它更多地去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是否失态，在白刃战中，它失去对强弱的判断，经常把心态定格于错误的位置，而一旦战事出现复杂交错的局面(这情形肯定会出现)，它又常常表现出对胜利的患得患失，也就是说，“丰碑”与“十字架”在眼前变幻无常，在内心的拷问下，它会不断对自己产生毫无价值的怀疑，心理测试的成果荡然无存。

　　一个突然被幸福撞了腰的人通常有这样的症状，特别是对于肾亏的人。

　　毫无疑问，这是历史上最好的冲杯机会，毫无疑问，本小组中国队是最有希望出线的球队。

　　由于日、韩、沙特、伊朗、伊拉克均无可能对中国队形成阻截，所以，“二流”的中国队在B组成了当之无愧的“一流”。但是，批评家尖锐地指出，这种飙升得益于“抽出亚洲”而非“冲出亚洲”。

　　因为，中国的媒体与球迷已摆脱了1988年冲进奥运会时的幼稚情结。

　　“这次冲进世界杯只不过摆脱了目前的被动局面，成功的是中国足球队，而非中国足球”，这是“9号楼”一个老革命的喟叹。中国人已失去往日对所谓“冲进世界杯”的神圣感，这个变化直接形成另一种情形——即他们已经度过作为球迷的“黄金时代”，也度过金州时悲情的“青铜时代”，现在他们正处在一种冷漠的“黑铁时代”——如果在这样大好的局势下中国队冲不出去，所有的爱将不复存在。

　　20年来，我们终得眷顾，虽然这种眷顾有廉价口红的嫌疑，但它毕竟成为情感饥渴的补充。正因此，现在的问题不是怕90%可能的胜利，而是怕10%可能的失败，当这两种可能性经有缺陷的心理放大镜透视，10%就=90%了。

　　没有人敢想象失败后会怎样？就像美国人做的实验一样，让一群人走过一座桥，桥下是千百头凶残的鳄鱼，虽然这座长30米、宽3米的桥足以让这群人吹着口哨轻松跑过，但由于后果的残酷，每个人都趑趄不前。

　　掉下去，将万古不复，没有爱将会重来，这就是十强赛前的情形。它不以成功的机率，而以失败的后果左右着过桥人的心态。

　　“这是最好的机会，也是最后的机会”，这是拿破仑反攻倒算前的宣言。虽然我们还可以宣称“从头再来”，但这已没有过去的悲壮意味，没有人会流着泪陪中国足球过夜的，到那时它已散发着无耻的腐味——昨天，一个执意不让我写出这段话的足协高官说：“不出线，就只能挥刀自宫了！”

　　是里程碑还是十字架？是鲜花还是枪炮？是全民狂欢还是全民审判？在这个意义上，你很难分清张吉龙先生奉献的“当世第一红签”将把我们带上胜利的高峰还是凶险的黑木崖。我很怕有一天尊敬的“龙哥”在体育馆路踽踽独行，逢人便说“我单知道B组里没有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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