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已大亮了，罗亮把半包烟全抽完了。他缓缓地站起来，说：“司马，你和怡静进屋睡吧，我先回队一趟，中午我再来看你们。”

　　“你好好训练吧。你知道，阿玲当初是多么崇拜你踢球的样子啊。”

　　罗亮的眼圈一下子又红了。他强忍着没哭出声来，愣愣地站在那里。

　　“多希望这是一场梦啊……”司马慧侧脸用手抚摸着身旁怡静的头发，喃喃地说道。

　　“那我先回去了。”罗亮慢慢地转过身去。

　　就在此时，他的手机振铃突然间响了起来。司马慧和被惊醒的怡静一同瞪大了红肿的眼睛，紧张地看着罗亮。

　　手机屏上是一组“0”--那是国际长途打来的特殊号码显示。

　　“是一峰。”罗亮已经不寒而栗。

　　手机振铃在一遍又一遍地响着，仿佛是彭一峰万里之外一声紧似一声的呼唤……

　　罗亮重新坐回到椅子上，深吸了一口气，定了定神，按下了手机上的通话键……

　　“亮子！我！一峰！”彭一峰兴奋的声音从大洋彼岸清晰地传来了。

　　“哦，一峰啊。你在哪儿呢？”罗亮几乎没过脑子，稀里糊涂地问道--他太紧张了。

　　“我在哪儿？！你说我在哪儿呢？！你还没睡醒呢吧！哈哈哈……”彭一峰在电话里笑了起来，“我这儿现在是下午，我知道北京才早上不到六点。本来想过会儿再打电话来着，可刚买了电话卡，实在忍不住了……怎么样？你？”

　　“还……还成吧。”

　　“对了！昨儿足协杯赢了吗？”

　　“赢了，3：0，进八强了。”

　　“好啊！我走之前在报上不是写了嘛，龙生队足协杯上争一争，有戏！”彭一峰接着又语重心长地说道：“亮子，你一定好好练，你状态要是恢复到最佳，我就不信老张到时候不用你！你说呢？”

　　“嗯。我知道。”罗亮边说边抬头看了看对面沙发上的司马慧和怡静。披头散发，面如纸色的两个人，屏气凝神，也正直勾勾地看着他。

　　“我这儿都挺好。”彭一峰开始轻松地介绍着自己的情况，“昨儿到了之后踏踏实实地睡了一大觉，住的是一家商务旅馆，条件还凑合，今儿就去人家报社看了看，老外对我们都挺客气的。其实，人家办公室里每部电话都能打国际长途；不过，我没想用，省得被老外瞧不起……中午出去买了几张电话卡，在酒店房间打国际长途就不必了--太贵了。”

　　“哦。那你多注意点吧。”罗亮说话的时候还不住地抽着鼻涕。

　　“感冒了吧？多注意点。”彭一峰关心地说道，“得，今儿先聊到这儿，有事我再给你打电话。一定好好练，啊！”说着，依依不舍地挂上了电话……

　　通完电话的罗亮长吁了一口气。“一峰说他在那儿挺好的。”他小声地对司马慧和怡静说道。

　　司马慧的泪水又悄然地流了下来，断断续续地哽咽道：“怡静说得也许是对的，他……他真不该……真不该走。如果一峰在，阿玲……阿玲也不会就这样……就这样……”话没说完，她已经泣不成声了，惹得怡静也抱着她放声大哭一起来；而罗亮只能双手掩面，不知该如何劝慰才好。

　　“铃--”卧室里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司马慧、怡静、罗亮抬起头，相互间用同样惊恐的目光对望着。

　　“一定是一峰！”，怡静的脸上还挂着泪花，“司马，怎么办啊？”

　　“接吧。”司马慧用茶几上的面巾擦去脸上的泪水，站起身，几乎是踉跄着走进屋去。怡静和罗亮也不由自主地站起来，在卧室的门口，紧张地盯着司马慧。

　　电话铃仍在一阵紧似一阵地响着，司马慧在床头坐定，手按在听筒上好几秒钟之后，才缓缓地接起。

　　“喂？司马慧一声简单的“喂”中都带着哭腔。

　　“司马，对不起，我是彭一峰，你还睡觉呢吧？没什么事，我就告诉你一声我到洛杉矶了，挺顺利的。”

　　“哦……是吗。”

　　“对了！我得谢谢你，生日那天你送我的那条围巾后来我看到了。”彭一峰语气中带着一份感动，“挺漂亮的！我还把它装进箱子带到美国来了。可惜，这儿的天气和北京差不多，现在还没法戴。估计一个月以后吧，等天冷了，我就可以戴上了……”

　　司马慧百感交集，听着电话里彭一峰那熟悉的声音，她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顷刻间，已是泪流满面。她转身抓起床上的枕巾，将枕巾的一角放在嘴里拼命地咬着，不让自己哭出声来。门口的怡静看着司马慧的样子，两只手死死地抓住罗亮的一只胳膊……

　　“司马，你去泰山拍到日出了吗？”彭一峰没忘了自己走的时候，司马慧没来机场送而去了泰山。

　　“嗯。”司马慧只能做出这样最短的回应。

　　“嗯--”彭一峰可能感觉到了什么，“也许我不该这么早吵醒你。那我先挂了，你再好好睡会儿吧。我不在，足球周刊的事情你多帮帮他们吧……”

　　那边彭一峰刚挂上电话，司马慧手中的话筒便“咣啷”一声掉在了放电话机的床头柜上；与此同时，她转身一下扑倒在床上，一只手用力不停地捶打着床面，嚎啕大哭起来……

　　正在这时，屋外客厅里又传来了手机响起的声音--在司马慧戛然而止的哭声所带来的寂静中，《我知道这世上感觉孤独的人不仅仅只有我自己》的旋律飘然而至--那是谢玲的手机在响，那是谢玲在此之前为自己的手机输入的特别的音乐铃声！

　　被司马慧在医院从交通警察手里取回的谢玲的书包静静地摆放在客厅的茶几之上，书包中的手机那悠扬婉转的铃声像是世间的人们为她的离去所唱起的一首挽歌……

　　司马慧、罗亮、怡静都清楚地知道，那是谁在给阿玲的手机打来的电话，只是三个人中同样谁也没有勇气走过去把它接通。直到一分钟之后，那首挽歌唱完了，屋子里留下的是死一般的沉寂……

　　天完全亮了，熟睡的人们醒来了，但黑夜中的那场噩梦，仿佛还在继续……

　　两天之后的上午，谢玲的遗体告别仪式就在医院那间俭朴的灵堂里举行了。

　　两天里，司马慧请假没有上班，但几乎一直在忙着。她先后通知了谢玲早已离婚各自组成了新的家庭的父母，又去赛特买了一件二千多块的高档黑色晚礼服给无声无息的谢玲穿上--那是几个月前，谢玲和司马慧一起逛“赛特”时欣赏了好久，却狠心没有买下的……司马慧知道，在五颜六色的色彩当中，阿玲最喜欢的是黑色。

　　凄凉回转的哀乐声中，身着亮丽晚礼服的谢玲安静地躺在鲜花丛中，她那黑黄相间的头发，自然地散落在一张青春面庞的四周。谢玲的母亲放声大哭着，父亲不时摘去眼镜用手帕不住地擦着泪水……

　　公司的全体员工来了，一些得知噩耗的中学、大学同学也来了。司马慧、罗亮、怡静、程洋四个人，一直静静地守候在谢玲的身旁，呆呆地凝望着几天前和大家还在一起有说有笑但转眼间一切已随风而逝的朋友……

　　“谢谢你了，司马……”谢玲的母亲紧紧抓住司马慧那早已冰冷的手，她刚一开口便再也说不下去了。

　　灵车远去了--一个活泼的、热情的、执著的、干练的女孩；一个年仅二十二岁、美妙的青春刚刚来临的女孩，一个辛苦工作，事业上马上就要大有作为的女孩，一个敢爱敢做、自主自立的女孩……就这样离开了这个喧嚣的世界，离开了喜爱她的人们……

　　司马慧从自己大学时给谢玲拍的几十张照片中选了其中一张，放大，再镶上黑色的相框，摆放在自己卧室里书柜的架子上。照片上的谢玲笑得是那么的开心，那么的无忧无虑，仿佛这世上所有的一切烦恼都与她毫不相关似的；遗像的旁边是谢玲的那支小巧玲珑的手机--只不过，它再也无法响起了……

　　连续几个晚上，怡静一直和司马慧住在一起，像一对相依为命的姐妹。两个人把房子里的每一盏灯都开着--从天还没有黑下来，一直到天早已大亮。

　　有时，她们只是静静地并排躺着，默默地流着眼泪而不说一句话；她们还会不约而同地产生同一种幻觉--阿玲没有死！她就在这间屋子里，和自己在一起。

　　“司马，我……”又一个难以成眠的深夜，怡静支吾地开了口。

　　“怎么啦？怡静。”

　　“我不想唱歌了，真的不想了。”

　　“为什么？”

　　“阿玲是为我才……”怡静的眼泪又在眼眶里打着转儿，“就算是我将来唱红了，我又怎么面对别人的掌声、笑脸，又怎么能真正地感到开心快乐呢？”

　　“怡静，听我说。”司马慧侧过身，用手把怡静散乱的长发帮她梳到耳后，“为了阿玲，为了让她安心，你一定要唱下去，而且一定要唱红……阿玲，她最大的心愿不就是希望你能成功吗？你现在半途而废，又怎么能对得起她对你的这份希望呢？”

　　怡静点着头，一双明澄的眼睛望着只比她大几个月的司马慧：“那你一定要帮我啊！”

　　“我一定会的，你放心吧。”

　　交谈过后，司马慧翻了个身刚要闭上自己那疲惫的双眼时，身边怡静的一句轻声的自言自语，又一次让她想起了那个自己曾下决心要忘记的人。

　　怡静说：“唉--，要是一峰不去美国该有多好啊！”

　　就在那天夜里，母亲从英国给女儿打来了电话。司马慧接起电话看了一眼身边已经沉睡了的怡静，对电话里的母亲说道：“妈，我想通了。我要去英国留学，您帮我开始联系吧。”

　　母亲自然高兴得不得了：“好！明天我就联系学校，等这边落实以后，我回北京一趟，帮你办护照、签证……

　　罗亮这几天几乎每天晚上都要给司马慧和怡静打电话，关心地问着她们是不是吃过饭了？有没有什么要让自己做的。他在电话里也几次提出过来看看她们，或者请她们一块出去吃些东西，但每一次都被司马慧委婉地推辞了。“你放心训练吧，别来回跑了，我和怡静能照顾好自己……”他劝说道。

　　实际上，罗亮的内心也很矛盾。一方面他很想见到司马慧，当然也包括怡静；可是另一方面，他也担心只要三个人一见面，又会想起谢玲，只会伤心地哭泣……他知道，那将是对司马慧、怡静身心上的一种无情的折磨。

　　由于一周之内在联赛和杯赛上两战连胜，龙生队队内情绪再一次高涨起来。张铎在每堂训练课上都在演练着自己新的战术构想和人员组合的变化，队员们的训练投入程度也大大提高。

　　马东辉转瞬之间便成了张铎眼中的“红人”，一些原来对他爱搭不理的绝对主力们也变得谦虚和气多了。深知自己“农奴翻身”来之不易的马东辉训练也不再吊儿郎当了，平时酒也不喝了，烟也不抽了……好像真应验了那句老话--浪子回头金不换。

　　当然，另一位“浪子”也想过要回头--罗亮的训练还是很认真的，话说也越来越少。平时训练、分队比赛他一直在替补这拨，主力练任意球战术，还要去作人墙，他的表现基本上没让教练们挑出什么毛病。只是，罗亮和张铎之间几乎不再过话儿了；即便偶尔狭路相逢，充其量彼此点点头也就擦肩而过了。

　　彭一峰在洛杉矶的“留学生活”从他到的第三天开始便变得紧张而忙碌起来了。每天早上七点半，他便要和同去的哥儿俩搭车前往《洛杉矶时报》上班。到了班上依据对方接待组的安排，或听讲课，或参观，或跑来跑去帮美国同行打下手。

　　彭一峰的英语基础是相当不错的，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曾以六十一分一举涉险过关。可一到洛杉矶，一头扎进美国人堆里，他便明显感到自己的英文水准只能大致相当于一个智力发育尚未完全的六至七岁的美国儿童--有时，人家叽哩呱啦地说了半天，最后，他只能傻笑着说出一个英文单词--“Pardon”(对不起，我没听懂，请再重复一遍)

　　不过，报社斥巨资送自己出来学习还是让彭一峰他们三个感觉到了一份沉重的压力。每天下班，吃点汉堡包，喝杯可乐，哥儿仨便在各自的房间里整理笔记、翻译资料、分析报纸……连精彩纷呈、五光十色的美国电视节目，都很少能看上几眼。美国报业的竞争和发展、管理、广告的机制、编辑、写作的理念，也的确让哥儿仨大开眼界，受益匪浅。

　　偶尔，彭一峰在打开自己的大皮箱找东西的时候，那条银灰色的围巾就会映入他的眼帘，他一直为自己上一次给司马慧打电话，而司马慧对自己却是不咸不淡的态度而惴惴不安。“也许自己之前也曾经这样对待人家来着吧。”他在心理揣摩着。

　　当然，他也一直牵挂着怡静唱歌的事情。可是，那次给谢玲打电话，谢玲没接；一天之后又打了两次，又都关机了。“也许她为怡静的事已经忙得焦头烂额了吧？”他在心理猜测着。

　　彭一峰并不是不想给怡静打电话，但他却一直没打。他担心自己的电话会让怡静更紧张，更有压力；除非耐心地说上一大堆的话，可打的毕竟是国际长途啊！“等她的歌唱出来了，再打电话祝贺她吧。”他在心里计划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