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卢率领中国队进军十强赛，把李响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记者变成了全中国身价最高的记者；米卢率领中国队冲出十强赛，又把李响从一个最具争议的记者，洗刷成了最圣洁的记者。李响曾经说，如果中国队这次没有冲出亚洲，舆论就会把红颜祸水的脏污泼到她的身上。这完全有可能，但事情没那么发生，也就仅仅是可能了。谢天谢地，中国队冲出了亚洲，于是李响终于有机会把积攒了许久的委屈都化作一句刻毒话还给国人：“中国人在这种事情上的想像力特别丰富。”这话说出口时也许轻飘飘的，但其杀伤力却难以估量——这年头，谁还好意思当一个“中国人”呢？

　　于是我们就看到，为了不让自己沦为“中国人”，有幸采访到李响的媒体，都小心翼翼地躲避着那个可能被李响不屑地斥为格调低下的问题，而个别格调更高雅的媒体则更体贴入微地为李响铺垫着向格调低下的“中国人”回击的台阶。李响终于以她的圣洁，佐以老米的“不吝”，比照出中国舆论的龌龊和低俗。以至于面对诸如李响小姐如何在凌晨时分看着老米“安详地睡去”，以及李响小姐对未来职业的选择也要老米来“尊重”这样的细节，媒体也集体失去了诘问一下的勇气。

　　但是，只要读一下李响的大作，人们就不难发现，从书名到细节，无须具备任何特殊的想像力，米李之间的关系就已经被李响自己置于一片暧昧的云雾之中，读者想克制自己不联想点什么都难。其实从李响“天价转会”到大作狂销，被李响极力否认又隐晦张扬的“零距离”，始终都是最大——如果不是唯一——的卖点。利用——如果不是挑逗——“中国人”的“想像力”以哄抬身价，然后再以指责封住众人之口，李响天衣无缝地画全了一个圆，让所有自觉被装在里边的人都处于一种如焦大被塞了一嘴马粪似的尴尬。

　　在这样的尴尬之中，却有一个本该存在的疑问被不幸地掩盖：在公众和媒体对米李关系的猜测和议论中，除了“中国人”窥人隐私的恶趣之外，有没有正当的理由让媒体的议论和追究不那么心虚气短而是理直气壮？如果存在，又是什么东西让这样的疑问变得无法启齿？对他人私生活的尊重、对私德与公德的区别对待，是我们社会的重要进步之一。在此基础上，窥人隐私才越发成为公众和媒体格调低下的证据。于是李响的一句“中国人”，才有了令众人缄口的威力。但是，记者与常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所发布的信息已经成为公共产品，公众有权对它的来源和可信度进行关注。而如果记者与被访者之间有超出正常限度的私人关系，公众就有权对她所发布消息的可信度表示怀疑。因为记者与被访者之间的“就是特殊”的关系固然可以使她挖到第一手的消息，却也可能与被访者联手过滤或封锁某些消息，以至形成对舆论的误导乃至操纵。因此，为了考察消息的可信度，以保障自己的知情权，公众有权了解记者与被访者之间的关系。就米李关系而言，当公众被有意无意散布的迷雾迷惑的时候，他们就有权要求拨开迷雾，看看真相。无疑，媒体有责任替公众完成这拨开迷雾的工作。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媒体有权理直气壮。

　　可惜我们处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巨变时期，社会舆论由过去对个人私生活的野蛮干涉，一变而成了对他人的所有活动不加区别地一并“尊重”起来；由过去对他人的泛道德化评价，一变而成了不敢对他人进行任何道德议论的“道德失语”状态。于是媒体一涉他人生活，不论何种原因，都被贬为窥私，顿时失了格调、没了尊严。为了维护格调，媒体只好自设禁忌，放任有人跳梁却不敢置一言。以至于连那位曾经为大走私犯提供了“有偿陪侍服务”的某歌星都好意思说媒体如何低俗，而她又如何地不屑理睬媒体对她“涉案”的追究。媒体的自我设禁，却为某些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媒体的不好意思，却让某些人格外的好意思。这结果可真让人不好意思。

　　于是就想到了狗仔队。不管别人如何定义狗仔队，我的形容是：一群不要脸的人，以不要脸的手段，专门盯住某些人私下里的行为，以满足部分公众的窥私欲。而这一连串低俗行为的结果却是，那些被他们盯上的人物为了自己的不甚光彩的“私”不要被人窥了去，就只好少做可能引起他人非议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狗仔队是一群不道德也不要脸的卫道士。如果媒体不好意思的结果只能是放任某些人格外放肆地好意思起来，那么倒不如有一伙无论采用什么手段都好意思的“狗仔”，逼着某些人不得不自我检点。

　　其实在任何舆论环境中，狗仔队的出现都是一件挺可怕的事，因为一群什么事都好意思干的家伙，会搅得大家难受。以正当手段达到正当目的的途径受阻，只好借助龌龊的手段，这样的舆论环境无论如何都让人悲哀。所以大家最好都有一点自律、知道一点不好意思，免得媒体不得不“狗仔”起来。

　　据说，以专做八卦新闻而臭名昭著的香港《壹周刊》在台湾开办分号时，他们打出的广告词就是“狗仔队来了！”而台湾那些屁股上沾屎的政治人物就奔走相告：狗仔队来了，大家小心为妙。听到这样的故事，让人感慨良多。张天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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