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运会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但从过去到现在，它一直是功大于过，利大于弊。假如没有全运会，便不会有中国体育军团在洛杉矶奥运会上的一鸣惊人和悉尼奥运会上的跻身三强。如果现在取消全运会，在目前以政府拨款为主，各省市为单位的训练竞赛体制下，各级政府对体育的投入势必减少，一些长期依附于全运会的非市场项目势必“断奶而亡”，这对中国体育的打击将是致命的。尤其在北京7年后将举办奥运会，中国表示要参加所有项目竞争的特定时期，全运会更凸现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世界上除了美国有一个松散的体育节，其它体育大国并无全运会。这并非我们不合潮流，相反国际体育界羡慕中国有全运会的大有人在，他们是在羡慕中国政府对体育的高度重视和依靠举国体制发展体育的制度优势。我们应该“敝帚自珍”。

　　但全运会的确已滞后于时代。套用康有为变法上书中所言：全运会守旧不可，必当变革；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大变。

　　现今中国体育已逐步融入世界潮流，显露出三个特征或发展趋势：一是集全国之力发展竞技体育、精英体育，在奥运会、亚运会等国际大赛上夺取金牌，为国争光，凝聚人心，鼓舞民心；二是变政府投资主体为社会投资主体，利用市场机制开发体育的商业价值，在办赛方式、项目设置、规程规则等方面都要考虑市场开发、电视转播和民众观赏的需要；三是把政府和社会对体育福利性、公益性投资的重点从竞技体育转向全民健身，增强国民体质，吸引民众对体育的参与和欣赏。

　　全运会在适应奥运战略、市场开发和全民健身方面做了不少努力，取得一些成效，但仍有脱节和不协调之处。

　　全运会是国内最高水平的体育竞技场，金牌当然要争，争夺得激烈一些也不为过。而且，这种各地为争夺全运金牌而付出的多年努力客观上也为中国培养出一批奥运会冠军。从此意义上说，全运战略的确为奥运战略作出了贡献。

　　但是，真理逾一步便成谬误。有人把全运战略和奥运战略的地位和重要性本末倒置，甚至不惜损害奥运战略并用种种非正常手段获取金牌。天津市体育局副局长谢德龙对记者感叹道，多年来全运会对地方体育局和地方领导的金牌压力太大了。全运会办到现在，负面的东西很多。虽然组织者不断地想出积极的措施遏制违背体育道德的事，但收效有限，这也使得全运会看上去越来越怪。

　　全运会上的一大怪现象是冒出一批“井喷式成绩”和“全运流星”。起初，人们还为中国体育大步缩小与世界水平的距离而喝彩，但辉煌刚刚开始就已黯淡，明星乍一闪光便已陨落，“读书”、“生病”成为某些人全运夺冠、奥运引退的永恒借口。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几成规律，使人们不由得对这些只有在四年一次的全运会上才会冒出的“佳绩”、“明星”打一个问号。

　　使用兴奋剂和裁判不公是国际体坛的两大毒瘤，也是困扰全运会的两股歪风。如果最讲公平竞争、也最有条件讲公平竞争的体育也不讲公平，弄虚作假，浊流暗涌，体育还有什么意义？又有谁愿意坐在看台上或电视机前甘受愚弄？九运会上组织者对使用兴奋剂和裁判不公的处罚态度之坚决、公布之迅速、措施之严厉，堪称罕见。但受技术手段、经济实力的制约，发现的、处罚的也许只是冰山一角。更让人担忧的是，这种处罚对少数“体坛赌徒”来说，已缺少震慑力。

　　全运会上盛行“惟金牌论”。体坛有些人违背人才成长规律，把奥运战略和国家利益置之脑后，甚至不惜用违背体育道德的手段攫取全运金牌，成为全运会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出现这种问题的根源并不完全在于地方体育部门，也多少来自于地方和社会上的压力，来自于错误地把全运会金牌数作为评判地方体育工作的主要标准甚至惟一标准。青海省体育局局长刘长安说：“几乎每届全运会后，都有成绩不理想地区的体育局长被调整下去。因此地方体育局领导的思想压力都很大，这当然会影响到奥运战略。”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改变对体育的狭隘认识，把包括国际大赛成绩、全运成绩在内的综合成绩作为地方体育部门的实绩之一，同时综合考察他们在市场开发、普及全民健身、培养后备人才方面的成绩。体育界要推行“领导责任追究制”，但不是在全运会上少拿金牌时追究领导责任，而是在代表团出现使用兴奋剂、赛风不正时追究其责任。同时，国家体育总局还应加大对奥运会等国际大赛获奖牌选手的奖励力度。同时，可考虑取消全运会金牌排名，实行总分排名的改革措施，以遏止各地疯抢金牌的畸形势头。只有如此从根本上改革，才能走出“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误区。正所谓“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则与不变同耳”。

　　全运会与市场脱节，是其第二个不足之处。在九运会柔道、摔跤比赛中，竟然出现了只要交钱便可长时间中断比赛进行申诉的咄咄怪事。在全球体育界都在绞尽脑汁改革赛程，使比赛更紧凑，以适应电视转播，更好地取悦赞助商和观众的时候，九运会个别项目居然反其道而行之，漠视电视转播和观众的需求，自断生路，简直不可思议。

　　九运会在集资和市场开发方面独闯新路，颇见成效，但赛会期间仍缺少对运动项目的商业推广，竞赛编排不利于吸引更多观众，给观众的观赛服务也较少。大型运动会本身是一次绝佳的“体育博览会”和“广告展示会”。尤其对于一些冷僻项目，全运会是四年一遇的“推销节”，但到手的机会就眼睁睁从指缝间流走了。

　　全运会规模过大，给主办城市造成负担，是第三个需要改革之处。“规模大”，历来是我们称赞大型运动会的固定用语。但物极必反，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上任后烧的“第一把火”就是对奥运会实施“减肥”手术，把28个奥运项目的300个小项减至299个。虽然只砍一项，但这种思路却是革命性的，反映了国际体育界对举办大赛持一种更加务实的态度。

　　九运会设立30个大项的345个小项，规模超过奥运会，存在着一定的压缩空间。全运设项应该是灵活而务实的，对那些并不适合中国选手身体条件、短期内成绩无法突破同时又缺乏观众基础的项目，可考虑暂时清退出场；同时把一些中国人喜闻乐见、有市场推广价值的非奥运项目列入，使全运会具有更大的观赏性和市场开发价值。

　　全运会的主会场也越建越大，耗资巨大，并不利于赛后体育场的高效利用。我们衷心希望，江苏四年后举办十运会，能建一个小于八万人的主会场。

　　第四，全运会要增加亲和力，提高市民参与度。在现今的国际大赛上，火炬接力、志愿者招募、门票销售已成为组织者吸引市民参与的“三大支柱”。九运会在这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仍有潜力可挖。如同悉尼奥运会那样，全运会举办期间，应该是整个城市的节日。从让市民作贡献，到让市民主动参与运动会、享受运动会，是办赛理念的一次升华。市民们对所在城市举行的大赛参与不参与，满意不满意，应该成为评判大赛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

　　全运会要与时俱进，不应游离于时代经济、文化、体育的发展而固步自封。在九运圣火即将熄灭之际，我们还要呼吁重塑“体育精神”。在全运赛场上，要发扬祖国荣誉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以及友善助人、诚信正直、不言放弃、求真务实的精神。当亿万双包括充满童真的眼睛都盯着赛场内外时，我们的官员、教练和队员等难道不应该担起这份道义吗？！(新华社记者许基仁、南辰、汪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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