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朋友对我说，写这篇东西千万别提“关军”的名字，因为那等于帮这位足球新闻圈里名不见经传的小哥们“扬腕儿”。

　　我的回答是“不”。既然关老弟在其洋洋洒洒数千字的文中将吾等评说(其曰“谩骂”)李响的“文人”视为“把李响的身价抬得更高，把李响的书炒得更火的李响雇佣的马仔”。那么，我不如索性再当一回关老弟的“牵驴的”或者“托儿”，以成人之美。

　　坦白地讲，关老弟是《体坛周报》的一分子，又是《零距离》一书的特约编辑，而且是一场中国队比赛都没采访过的远距离记者(因为他文中自己透露到沈阳看十强赛都得自己找球票上看台)，这都成为了其参与这场评论或曰辩论的“先天不足”。比如，单论对李响以及李响现象的发言权，不论是李承鹏还是我，似乎都要比这位关老弟更具“资格”一些——毕竟，我们亲眼看到的，亲身感受到的要更切实与丰富一些。

　　当然，正如米卢所言：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先把“资格”问题忽略不计，我们谈一谈观点。

　　关老弟将吾辈对李响(现象)的评说比喻为类“东北男人打女人”的“群殴”，实在精辟无比。

　　我搞不懂是不是一干人一起对一个人进行评说的现象就一定要被定性为“群殴”？而这样的“群殴”是不是一定就是“粗暴的”、“下流的”，是“比流氓还流氓的”？

　　倘若如此，所有“公众舆论”，如果只是针对个别人的话，不都成为了一种“流氓行为”啦？！那么，“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是不是也成为人类恃强凌弱对可爱的小动物“大耍流氓”了呢？

　　至于谈到“男人打女人”，至少在我对李响的评说中并没有可以突出其女性身份，我觉得事在人为，不在男女，如果因为对方是水做的女人，我们(男人)就就此放弃表明自己的观点和态度，那么，当年叶剑英，李先念等一拨老帅又如何下定决心，粉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挽中国民族于危机的边缘呢？

　　所以，我以为在舆论面前，在道德面前，在评论与被评论面前，“女人”不是借口，“群殴”也本正常。

　　关老弟文中将李响称为“一个一不还口二不还手的女子”，是“绝对弱势群体”且“不允许有自己的话语权”。

　　首先我不觉得现在李响“不还口不还手”就等于永远地“不还口不还手”，再有我也不觉得李响是什么“绝对弱势群体”—有当今中国足坛第一功臣几乎被奉为神灵的米卢鼎力撑腰，有当今中国体育媒体的龙头《体坛周报》作为后盾，有关老弟这样两肋插刀的同仁全情携助，所谓“弱势”还“绝对”，又从何谈起？

　　最重要的是，谁“不允许李响有话语权”了？几十万字的《零距离》难道不是“话语权”的体现？十强赛以后，电视上、报纸上频频曝光接受采访时，李响难道说的都不是“话语”？！与李响相比，我反倒觉得我们这几位“文人流氓”才是真正的“绝对弱势群体”，再努力地而且是艰难地使用着自己的“话语权”。

　　关老弟似一仁慈之人。不过，“人之常情”，无法完全取代“客观现实”。你说见一群男人“群殴”一个女子，“难道非要追问女子为什么挨打吗？”是不是在说法院判了一个女子死刑，我们根本无须追问女子为什么要被枪毙，而必须以“人之常情”劫一回法场以救得美人归呢？

　　关老弟称“群殴李响”是一种“不公平”，那么，我想问一句：“李响式独家新闻”对全国其他七千余名足球记者(除去关老弟一帮同仁)是一种“绝对公平”吗？

　　我以为如果是“殴打”的话，人多人少并不是公不公平的惟一评判标准——10个关老弟或者10个我与一个泰森对打，莫非被揍得鼻青脸肿的关老弟来了还会劝我说：咱们这样“群殴”人泰森一个，真不公平啊！

　　所以，即使听关老弟的，低头认罪承认“群殴”，那也是因为“弱女子”的“殴群”在先所致——当同样辛苦劳作的成百上千的记者眼巴巴地看着“零距离”派生出的独家猛料，轻轻松松地大行其道的时候，难道这不是李响一个人戏谑般地依次扇向众人每一张脸蛋儿上的“耳光”吗？

　　我不得不再重复一些我的观点，顺便也想向关老弟请教一回……

　　一名足球记者，比中方教练组，国脚都“领先一步”得知“首发阵容”、“集训名单”、“战术打法”、“换人方案”等等核心机密，这真的正常合理吗？在巴西、在英国、在日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在世界上有足球的每一个角落，这真的是一种普遍现象吗？

　　一名足球记者，公开自言自己的命运已经和一支国家队的主教练“紧紧地绑在一起了”，这仔细一想不是一种荒唐吗？如果说一个娱乐城老板和当地一名公安局长的命运紧密相连，如果说关老弟和《体坛》瞿老板的命运息息相关，这都还算可以理解，而一名记者……一名主教练……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哪儿挨哪儿啊！

　　关老弟夜半关灯，将自己回归一个相对独立的个体，去思考，哪怕简单想一想上述现象，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够找到一个说服自己的正当理由。

　　是的，正如关老弟所言，“这个经济社会里，‘不公平’的事情太多了”。而且我至少我是没有足够的力量在“和社会较真”，但如果说我和李响“较真”就是“把怨气发到李响身上”……Oh，我的上帝，这是什么逻辑！按关老弟之观点，社会上“假”与“黑”本多如牛毛，吾等也没必要和“假球”、“黑哨”较真，凭什么“把怨气发到小小的足球上”呢？

　　关于“李响现象”，像吾等想提出质疑的人，从一开始就被许多言辞拼命堵住嘴——什么“嫉妒”、什么“葡萄酸”，什么“中国人的劣根性”，什么“文人相轻”…至关老弟文章出台，又是一大堆“填塞物”抛将过来——什么“群殴弱女子”，什么“文化人的流氓属性”，什么“不是欺负人就是变态”，再扣上一顶“把对社会的怨气发在XX身上”……呜呼哀哉，干脆您把我的舌头剪掉，把我的手指剁去了事算了。

　　关老弟文中为我们讲述了他与李响、李承鹏分头“第一次亲密接触”的故事。

　　结果是李响帮关老弟找到了十强赛球票，令关老弟“感激涕零”，依我的理解，不论是作为同事，还是对付自己书的特约编辑，李响举手之劳为关老弟找张球票，真的不能说明什么。当然，如果是自掏腰包专门买张球票，请关老弟看球，我倒会颇为震惊地表现出一份肃然起敬。

　　至于关老弟叙述的在北京鬼街酒桌上，李大眼的一句“中国写足球评论的，我全X！”一事，因当时不在场，无法评论。但我从不喝酒的不知听过圈里人的多少酒话，关老弟连社会都不愿与之较真，那又为何对李大眼的一句酒话(姑且当作李承鹏真说了此话)起急呢？还有“如果不是座上共同的朋友太多，我倒是险些把一杯酒泼过去”的强烈反应呢！

　　还好，关老弟那天没把酒泼过去，但我还是想以老大哥的身份劝关小弟一句：倘若你真的在酒桌上听到不中听的酒话便回回都要把杯中酒泼将过去的话，那么，与绝大多数人“死”在床上的情况不同的是，你终将“死”在酒桌旁。

　　即便李承鹏说了句“中国写足球评论的，我全X！”，那么，李响呢？她没有像李大眼那样“酒后无德”，但她的所做所为，难道不是在发出一句：“中国写足球新闻的，我全……吗？！

　　我想，“中国写足球新闻的”至少是“中国写足球评论的”十倍有余，谁的命运更悲惨呢？

　　说句实在话，自打98年与著名网友Macguan先生进行了一场激烈笔战之后，我对文字对决便失去了足够的兴趣。我曾痛下决心：今后永远不在网上与网友做任何形式任何规模的论战。

　　这一回，关老弟浮出水面，且关老弟又是传统媒体同行中的一员，所以，我回上一贴，权充交流切磋。

　　我非常清楚这样的论战的方式与结果是什么，方式将被人说成是“狗咬狗，一嘴毛”；结果是“根本不会有什么结果”，但我还是想把想说的一些话说出来。

　　关老弟全文最核心的思想在于最后自我介绍中的最后一句话——“倒米或保米，拥李或殴李，都没有意义，我只尊重成功。”

　　“只尊重成功”——多么直白而坚定的表达！

　　什么是成功？十强赛出线是“成功”，《零距离》热销是“成功”；但摧毁了世贸大楼是不是“成功”？窃取了国家机密是不是“成功”？数千万人练法轮功是不是“成功”？假球踢得天衣无缝是不是“成功”？“黑哨”吹得无据可察是不是“成功”？朋友花钱请自己吃饭自己还要张发票回去报销是不是“成功”？群殴弱女子并将其殴倒在地是不是“成功”？自己没花钱都有人给自己球票看球是不是“成功”？

　　尊重成功的关老弟，你的尊重我真的永远不懂。

　　尊重什么是衡量一个人价值取向甚至世界观、人生观的一把尺子。

　　尊重事实、尊重规律、尊重客观、尊重真理、尊重值得尊重的一切事物。

　　我尊重关老弟——虽然你远非一名“成功”的足球记者。就是这样，就到这里。(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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