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小波的想象中，儿童时代就是黄金时代，那时候我们围着兽皮或芭蕉叶，吃着生食或熟食，以为某棵树或某条鱼就是我们的祖先，嘻嘻哈哈四处狩猎，权术与阴谋离我们很远——天人合一的原始快乐，亚当与夏娃在伊甸园里数着对方的肋骨……

　　1994年，魏群像亚当一样数着快乐的肋骨，那是15根百元大钞，1500元人民币是职业化改革以来最能触摸的成果，涨工资了——而一个月前，余东风的工资是108元，孙博伟是1 06元，魏群是68元。

　　几乎可以排名中国最老资格球迷的全兴老领队王茂俊昨天下午在阳光下眯着眼睛回忆：“到了第2年打桑普多利亚时，魏群手捧20000元比赛奖金说，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而范志毅领到生平第一笔3000块钱后，骑着借来的自行车风一般穿到某个音乐茶座，消费了56.8元，很多年后在马尔代夫他还充满幸福感：“我一口气点了6首粤语歌”，那时候点一首歌要5元钱。我们很快乐、我们很激动，我们用最纯真的想法描写今后的幸福生活。没有郁闷。

　　没有什么能阻挡中国人民投身这项“平民运动”的激情，它是老百姓文化生活中的大革命。1994，郁知非在上海一条小里弄里与徐根宝一见钟情，生产热水器的申花开始生产足球閊；黎兵从后场冲到前场，头顶脚踢打出个最佳射手；胡志军染黄的头发被勒令剪掉，胡瓜虔诚地说，“解决了思想问题”；那一年海埂春训贴出的大字报头条标题是：“坚决拥护伟大的职业改革，为中国足球事业奉献青春”。

　　然后老张头带大连夺冠了。然后徐根宝带上海夺冠了，那天晚上唐解说就像在念诗，大意是：“在上海蒙蒙的细雨中，这座城市赢来了一座弥足珍贵的奖杯，啊，英雄”。

　　就像不看《新民晚报》的不是上海人，不泡三里屯酒吧的不是北京人一样，那时候不看《足球》的就不是球迷，那时候出现了一家人连订8份《足球》的奇迹，也出现报贩子为争抢发行打架群殴的事件，而“保卫成都”的口号使这份报纸成为名符其实的街头煽动家———1995，成都保卫战的成功使这座城市的人在闲话无聊的生活基调中加注了狂踢的元素，那一天晚上，全城人点起了火把游行，他们说：“喝酒”，全兴酒洒遍街头。

　　即使孙贤禄在地狱里哭得不成人形，也无法改变那个快乐年代的基调。

　　我们足可以把1996当成黄金时代的鼎盛，虽然余东风冲冠一怒为裁判导致山东球迷要砸窗户，虽然许放死去让王俊生嗅到未来不安的味道，虽然“保卫成都”作为假球的典型使这一年很多比赛非常可疑；但它的人气指数、它敛聚的金钱、它给所有足球人带来的膨胀力是最高的。

　　潘苏通坐在主席台上，这个前市委书记的小司机花钱邀请所有领导看球，他的心情始于一次挥手，他的手居然引来了球迷地动山摇人欢呼———一次欢呼可以震撼一个司机一生的座标。中央台韩瑞峰拍了他一秒钟的画面，出差在外的潘苏通打电话回公司：“所有人一定要录下这个镜头，我到底什么表情。”属下汇报，“形象极威猛”，那一夜是潘苏通最美好的一夜。

　　罗西、大皮球、小地主、花皮球；高峰、谢晖、曹限东、高洪波；王俊生、许放、年维泗、戚务生；一个个人物已成明日黄花。我们的黄金时代，一段懵然无知的原始快乐，1995年底著名的“四大教头煮酒论英雄”，余、金、迟、陈在黄埔江边慷慨激昂只余空悲切。

　　因为无知，所以快乐，但历史的同位素必然使黄金蜕变，在1996年“朱门酒肉臭”的足工会结束后，中国足球迎来———白银时代。(李承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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