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周撰写的批评足彩大鳄现象的《30万条集体主义的鱼》，被一些媒体拿去当作论据或理由进行了乱七八糟的引用和曲解。有人说我为足彩评论增加了文化批评的成分，这一点我不否认，但是说我在“猛烈地嘲笑足球彩民的投资热情”，“刺破了白日做梦的大气球”等等，显然是一种混淆了概念的误读和误解。

　　在文化逻辑上，对事物和现象批评，决不等于对之否定和破坏。至于我针对大鳄的奢 侈买彩行动及其影响而指出的“合法的并不等于合情合理的”，表达的是文化性的担忧和商榷，记录的是观念上的看法和思情，既不具备经济意义的指导，也不存在故意夸大“合情合理”的文化倾向和理性可能。总之，我的原意与引用者断章取义的想法相去甚远，他们把我的某个观点当成“形似而神不似”的消极情绪代言工具，是有急病乱投医之嫌的。

　　我个人评论足球彩票的目的和路线，更多的是建立在一种真切关注“足球人文”的价值时空里，同时，觉得它作为一种很特别的市场构造和生活方式，作为与足球密切相关的新文化，与我自己日常的球迷经验和彩迷体会甚至工作目标进行着同步的交流和对视，这种交流不是孤立的，对视也不是虚构的，这种交流和对视始终是开放和积极的，因此，这使我有热情有能力考察它的成长形态和轨迹。由于我乐见其成的立场从未改变过，即使在有时滋生了企图质疑它的不良动向的撰文欲望，落到笔端的此类批判和评价也总是相当克制的。

　　我的一个比较肉麻的“彩评”指导思想，和我的球评理念是一致的：“议事者，身在事外，宜悉利害之情；任事者，身居事中，当忘利害之虑。”对足球彩票，我尊重它已经和正在发生的所有变化，哪怕对它颠覆正常的足球逻辑乃至生活逻辑的举动，也很愿意视之为“艺术美学”的组成部分。所以说，30万条“鱼”的事儿，那只是文化态度，而不是斗争口号。(杨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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