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的隆冬，对有着8年职业联赛史的四川足球来说可谓是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时刻：为取得联赛历史上的突破，四川全兴足球俱乐部在年初又花巨资引进洋教练洋球员，结果不仅未能挽回日渐衰落的球市，而且联赛结束时球队也名落三甲。屋漏偏逢连夜雨，联赛结束次日，“全兴集团决意退出职业足球”的消息更像一记重磅炸弹，震动了大江南北，预示着四川职业足球在历经8年的辉煌、彷徨后，骤然跌入低谷……

　　在经历了一周的动荡之后，四川足球迎来了向命运挑战的时刻。四川足球何去何从，让每一个关心四川足球的人在这个时刻都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退出”风潮激荡蜀水在8年的四川职业足球史上，最重要的莫过于以下4件大事：1、1993年11月8日，四川全兴足球俱乐部挂牌成立；2、1995年11月19日下午，“成都足球保卫战”燃情巴山蜀水；3、2000年2月18日，全兴俱乐部改制，买断球队产权；4、2001赛季结束，全兴决意退出职业足球。

　　“全兴决意退出职业足球”消息12月17日晨由本报率先披露后，迅即在国内引起震荡。一时间，莫衷一是，众说纷纭。回顾一周来事件的进展，已经证明，本报的报道是严格遵循真实和准确这一新闻基本原则的。“全兴决意退出职业足球”，“开价6000万，全额转让一、二、三线队产权?即俱乐部股权?”，“后继者应冠名四川”都是不争的事实。特别声明一点的是：除蒲江训练基地之外，全兴俱乐部股权的直接体现就是一、二、三线球队。因为全兴本身并无拥有属于自己的比赛的主场和市内训练场以及俱乐部办公地房产。

　　在遵循真实和准确原则的基础上，本报恪守大局意识，选择在联赛结束之后才刊发这一具有轰动性的消息——除了不愿影响川军今年甲A走势外，也基于如下的考虑：如此重大的本地新闻，仅仅是靠“出口转内销”传播?粤、湘两家专业体育报在当天同时也刊发了类似新闻?，那绝对是四川传媒的悲哀。同时，本报也认为：从维护四川足球大局出发，在适当的时候披露此消息，尽早促成“下家”的接手，将为四川职业足球的“接力者”提供宝贵的时间和创造有利条件。

　　在本报的系列报道中，不仅刊发了消息，还及时发表了剖析文章，让社会对全兴的“退出”有全面的了解。同时，始终坚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并高度评价了全兴俱乐部在开拓职业足球中所作的贡献。我们认为：8年来，全兴人为启动四川职业足球、扼守中国西部足球高地、培育一方足球沃土、营造火红的球市倾注了巨大的热忱，投入了巨大的财力物力，实在令人敬佩；可以这样说，“全兴足球”已深入人心，它的社会效应，广告宣传效应，凝聚力和涵盖面远远超出了竞技足球自身的功能，“全兴足球”已经成为四川省对外交往的一面旗帜。

　　“退出”风波未平，“下家”风浪又起。“下家”是谁?当然是受众和传媒关注的焦点。于是，媒体的种种猜测和分析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正如全兴集团董事长杨肇基所言：交接是一件大事，很难一蹴而就。“下家”需要冷静的分析和测算，需要时间。因此，在此微妙时刻，媒体应该保持冷静与清醒。我们认为，面临四川职业足球生存的关键时刻，比关注谁是“下家”更重要的是——如何清醒地审视中国足球的大环境，正确评估职业足球在中国和四川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探索未来四川职业足球的运行机制和四川足球的发展大计。

　　“退出”的影响和未来全兴集团已铁心全退，交接可在两月内完成，这就是目前四川职业足球的态势。

　　“退出”需要时间，“接手”同样需要时间，在交接和接手后的初期，无论从新俱乐部的重建，后备体协的建立，新赛季的经营开发，教练去留，球员转会与引进，俱乐部人员招聘等方面都会带来一系列的影响。简言之，四川职业足球进入了一个调整期和转型期，四川职业足球也迎来了历史赋予的机遇。

　　就运作明年联赛而言，实际上留给“下家”的时间是很紧的。尽管从目前了解的信息看，跃跃欲试的“下家”众多，但真正下决心接棒者至今仍未确定。因此，除相关职能部门要为全兴足球的平稳交接出谋划策外，我们更要吁请省上领导旗帜鲜明地为交接棒牵线搭桥，同时发挥政府的协调职能，因为全兴足球的退出和交接绝非仅仅是单纯的商业行为，它是社会影响面很大的一件事。省上领导曾公开表示“群众关心的事就是大事。足球就是群众关心的大事，政府不能不抓”。

　　相信有了政府的支持，四川足球“改朝换代”的“软着陆”会来得更快更好。

　　不过，由于前任的“超负荷运转”所造成的过度疲劳以及川足正处于大换血期和后备人才青黄不接，接手的“下家”肯定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从另一方面讲，这实际上是“交接棒”的最好时机，这和川足1993年底急需企业输血的处境竟如此相同。机遇和挑战绝对是相伴而行，“下家”应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经济承受力。

　　中国足球环境的“全景审视”

　　毫无疑问，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是基于经济效益。从根本上说，全兴集团决策者已经确认，俱乐部“经营探索失败”在很大程度是由于中国足球的大环境不适应职业足球的生存，因此，已经彻底丧失“玩”职业足球的信心。

　　我们认为，处于萌芽和初级阶段的中国职业足球的确有动荡不安的因素存在，甚至有明显的“泡沫经济”的虚热和令人心寒的阴暗面，一句话，中国足球已经患上了“综合症”。其核心病灶是：调控者?中国足协?和运作者?俱乐部?之间未能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和风险机制，处于风口浪尖始终是俱乐部。另外，在收权和放权、集权和分权上，意见不一，最终造成了秩序的“紊乱”。

　　但是，这不意味着中国足球已经患上“癌症”，职业化的探索同样需要代价。阎世铎上任之后，首先从中国足协内部整顿开始，大刀阔斧整肃足坛秩序，其魄力有目共睹。阎世铎的“整顿秩序、放权搞活”8字经应该看作是一种进步。如果一叶障目，把中国足球8年的改革描述得一团漆黑，这不符合实际，足球改革的大方向不容质疑。

　　随着国足明年进军世界杯、2003年的女足世界杯与2004年的男足亚洲杯在四川的举办，以及2002年釜山亚运会，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这一系列重大赛事的接踵而至，以及“四川专用足球场”的建设，这些都将为中国足球、四川足球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更令人鼓舞的是，作为西部大开发龙头的四川，将在未来的经济腾飞中扮演重要角色。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足球产业的发展，因此，当我们审视中国的足球大舞台时，必须有“全景观念”和“未来观念”，不能对中国足球职业化进程丧失信心。

　　有愧与无愧单赢与双赢就职业足球的本质而言，球员是商品，俱乐部是企业，市场运作的好坏是俱乐部赖以生存的基础。

　　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容，全兴集团审时度势，“不可沽名学霸王”，当机立断，果断跳出职业足球的“十面埋伏”，是全兴集团的自主行为。

　　总体来看，全兴集团8年对足球的投入的确巨大，从单纯经营角度看，是个失败者；但从塑造企业的整体形象、品牌和社会效应来说，“全兴足球”在全兴集团8年的发展历史和四川职业足球的腾飞中，它的历史作用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就在我们刊发“退出”消息之前，成都市的一位老领导中肯地指出：“全兴为四川足球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政府也为企业提供了相应的优惠政策。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出足球的经济功能。”

　　让我们把眼光回到历史的岁月中去———1995年11月13日深夜，在震惊巴山蜀水的“成都保卫战”前夕，在成体中心西大门售票处，面对成千上万、整整熬了两个昼夜的痴情球迷，当时的成都全兴酒厂厂长杨肇基噙着热泪说：“全兴队今天走到险恶的保级悬崖边，作为俱乐部的董事长，我有愧于球迷朋友。”言外之意，是全兴酒厂应该更加关爱这支球队，应该投入更多的钱来引进好的外援，以增强球队的实力。杨肇基还当众承诺，全兴酒厂将以更大力度的投入来支持球队。在场的球迷、记者都为他的衷情和热忱所感动。

　　在那个特殊的时刻，全兴足球带给川人的震撼力和凝聚力超越了一切。在那个特殊的时刻，它所释放的能量和冲击是很难用金钱来衡量的，这正是职业足球的一种魅力表现和价值体现。

　　上周，今天的全兴集团董事长杨肇基又道出了心声：“8年来，全兴集团无愧四川足球！”，历史机遇就在眼前

　　1954年，四川足球历史上的第一支球队——四川足球队正式成立，当时还属计划体制下的专业运动队。38年后的1992年，四川足球队获得第一笔大的赞助五万元，球队改名为“成都轻型汽车厂队”。1993年，曾经风光一时的南德集团为球队送来50万元赞助，四川足球历史上的第一家俱乐部——四川南德足球俱乐部正式成立。南德集团随后在中国的经济大潮中沉沦，同年11月8日，半职业化的四川全兴足球俱乐部在中国第一个职业联赛来临前挂牌，2000年2月18日，全兴集团从省体委买断球队产权，俱乐部经过改制后才正式步入职业体系。

　　历史的足迹表明：四川足球队的47载历史中，专业体制长达39年，半职业体制刚好6年，职业体制仅仅才2年。短暂的历史注定了四川职业足球乃至中国其他省市的职业足球都处在起步、萌芽的初级阶段和探索阶段，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借鉴国际的先进经验和国内实践的范例。在中国的职业足球俱乐部中，上海和辽宁两地对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经营运作都取得了成功；在我们身边，成都足球俱乐部也有优秀的资本结构，这些，都为未来的“四川足球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组建提供了良方妙策。

　　为增强职业足球俱乐部自身的“造血功能”，我们认为，创建股份制体制势在必行，新俱乐部的决策者和操作者，必须要有先进的职业足球的理念、长期的战略考虑和驾驭市场运作和资本运作的能力。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我们期盼着有魄力、有实力，负责任、有远见的接力者抓住这一历史机遇，重振四川职业足球雄风。

　　作为传媒，我们更愿意为此再次大声疾呼：川足兴亡，匹夫有责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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