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黑风暴发展到今天，肯定不会有人指望靠足协自我拯救了，司法介入成为惟一的选择，但司法反应好像并不积极，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很多人都以为现有法律对足协和裁判的主体界定不清，其受贿行为无法在法律上找到明确的处罚依据。笔者曾向省内外的司法机关、高校及律师界人士求证，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他们普遍认为，裁判受贿基本属于国家公务人员受贿的第三种情况，让法律之剑来严 惩黑哨困难不在理论上，而是实践中，即技术操作上。

　　首先，黑哨问题属于社会性的，普遍性的，让一个地方检察机关接手，在全国范围内调查取证，人力、物力上都有现实的难度，比如浙江或杭州的检察机关接手，可能只能查出与绿城有关的问题，而实际上绿城涉及到的黑哨问题只是沧海一栗，而只查出几个黑哨却放过大部分，从法律上来说既不公平，也不严肃。因此在最高立法或司法机关正式表态之前，地方司法机关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绿城手中掌握的材料，与法律意义上的证据并不是一回事，比如只有人证而没有物证、旁证。如果不能在物证和旁证上取得突破，司法介入后仍存在很大的难度，即使宋卫平要鱼死网破，到司法机关举报或自首，司法机关立了案，但在外围侦查过程中也很可能因证据不足而撤案。黑哨们都受过良好教育，智商并不低，黑色交易极其隐蔽，在俱乐部与黑哨们的直接交易过程中，一般不会轻易留下证据，甚至没有一句言语，信封放到裁判屋里全部过程便结束了，有的裁判至多只是捏捏信封的厚薄，这给取证留下的难度可想而知。

　　而最主要的是绿城孤军奋战，黑哨问题没有彻底暴露。正如一位甲A俱乐部总经理所说，没有一家俱乐部敢拍着胸脯说自己从来没有做过裁判工作，但问题是，这个圈子里，没有人敢像绿城那样有勇气站出来。一方面，这些俱乐部还在圈子里玩，虽然他们对黑哨深恶痛绝，理解甚至支持绿城，但不敢或不愿得罪人；另一方面，那些国营俱乐部或者上市公司的俱乐部根本不敢站出来，有的俱乐部老总月工资只有几千元，还不够吃几顿饭抽几包烟，但为什么他们的日子能过得非常滋润？真要查黑哨这笔账，拔出萝卜带出的泥，就绝不仅仅是足协官员了，而国营企业工作人员的贪污，处罚起来可比裁判们简单多了，也严厉多了。现在圈内人几乎都明白，如果能从一两家大俱乐部、尤其是国企俱乐部突破，黑哨问题几乎可以迎刃而解 本报记者吴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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