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２4”陕西体育中心所发生的事端，造成公共财产的严重损失当然是令人遗憾的事。有人认为这是自1985年“5·１9事件”以来的第二次“足球骚乱”，而且严重程度大大超过了那一回，并指称西安闹事的那些球迷为“足球流氓”。

　　在我年轻的时候，体育比赛包括足球比赛都是政治的延续。1985年的时候，我正当中年，“5·１9事件”的发生，使我感觉到社会转型也折射在了体育比赛，特别是足球比赛上 ；也就是说，球迷们的观赛意识里政治因素已经淡化，从政治框架里脱缰而出的希望自己拥戴的球队取胜的激情，因为一时又没有新的文明道德框架约束，演化成了“群体无意识”的大混乱；那时有些把这种现象简单地从政治角度归结为“有失国格”的评论，我不甚同意，写了篇《5·１9长镜头》，抒发自己的认知，大意是说其实参与闹事的球迷———都是些年轻人———其实只是进入到了人类中凡球迷都可能情绪失控的状态罢了，这尽管是桩坏事，却也从侧面说明我们的体育比赛以及观赛者，开始进入了世界普适的通则通例中了。到我渐入老境，我国的体育比赛不仅基本上完成了纳入世界通则的轨道，而且，有的项目，尤其是男足比赛开始市场化，不是政治的延续而是经济的延续了。“球市”这个称谓，在我年轻的时候是不可想象的，就是“5·１9事件”发生时，也仅是有非政治性的球迷，而并没有什么经济意义上的球市。但是，进入到新的世纪里，尽管中国足球的市场化派生出了种种问题，尤其尖锐的是眼下已进入司法调查阶段的“黑哨”问题，导致了公众普遍的焦虑———相信这也正是触发“3·２4”西安球迷情绪狂乱的一大心理背景———但是，我们冷静下来一想，既然搞市场化，“黑金”现象就一定会见缝插针，我们没必要退回去，应该做的只是规范市场，加强稽查，及时处置，把“黑金”赖以插入的缝隙尽可能减少(完全消除是美好的愿望，但全世界尚无任何国家或地区做到了完全消除)。再一细想，中国足球的进步，特别是男足终于圆了进入世界杯决赛圈的梦，市场化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催生的作用，而在这一过程中，广大的球迷所体现出的热情、激情、浪漫情怀，可圈可点、可歌可泣的事例真是太多太多了，中国的球迷即中国足球运动的散户投资人，按总体文明水平而言，在世界上绝对属于一流！

　　“3·２4事件”作为一桩个案，应该从学理上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研究。尽管这次事件中烧毁、破坏公共财物的个别闹事者可能会因此受到司法检控，并不得不受到应有的责罚，但我不能同意把他们轻率地称为“足球流氓”，更不能同意把所有卷进狂热旋涡里的球迷统责为“足球流氓”。“足球流氓”是一个专用语汇。据我所知，在英国，有一批被称为“足球流氓”的人，他们至少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近乎职业性地到足球赛事上去寻衅滋事，哪里有大的赛事他们就一定到那里去集结；二是必定无事生非，他们拥戴的球队输了要闹，赢了也要闹，觉得裁判不公要闹，就是裁判没惹他们也要闹，总之他们是闹定了，闹事第一，看球第二；三是他们一闹必闹大发，打、砸、抢、烧是家常便饭，更有持枪行凶，造成人员伤亡的。英国的“足球流氓”臭名昭著，不仅英国警方把他们列入了监控名单，凡举办国际性赛事的国家、地区的警方，对他们也都严阵以待，有的根本不允许他们入境。我认为，在我们国家的球迷中，还并没有这样的“足球流氓”出现。最好永远也不要出现。我们的传媒在使用“足球流氓”这个语汇时，一定要慎之又慎，尤其是对待本国的球迷，又尤其是对待比如“3·２4事件”中因偶发性狂躁而闯下祸的那些年轻人。

　　面对“3·２4事件”，我们所应该优先思考的是：如何在目前的情势下，从舆论上为我们进步中的中国足球、中国球市、中国球迷，架构起新的文明道德框架？刘心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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