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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拉普纳、霍顿、米卢；桑特拉奇、彼德诺维奇、李章洙……上面的两组外籍教练，曾分别执教过中国国家队和国内各俱乐部球队。反思中国足球，少不了要对他们进行一下盘整。
事物是渐进的，又带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当我们回眸中国男足聘请的第一位外籍教练施拉普纳时，草率地将其定性为“骗子”明显片面。施拉普纳带来的运动饮食和赛后恢复等
科学手段至今仍被许多国内球队所采用，尤其是中国队兵败世界杯后，回想施拉普纳所倡导的爱国意识和豹子精神，更觉得其切中要害。
施拉普纳当时引发的大争论，使中国足球界在思辩潮中认识到东西方足球文化的巨大差异。正如一间封闭的屋子猛地打开了窗户，即使刺眼的阳光照得我们没能立刻看清窗外的美丽风景，但窗户毕竟是开了，从此有了空气对流，也有了学习和借鉴。戚务生成为施拉普纳的继任者，这多少反映了中国足球在对待洋教练政策上的摇摆和不稳定性。
当1997年的大连金州被中国球迷的泪水洗刷时，政策再度摆回到聘请洋教练上。只不过吃了施拉普纳的“堑”，中国足球长了“智”，学会了挑选名气大的洋帅。霍顿，一位来自现代足球发源地的大师被请了进来。霍顿的主要任务本是带领中国队冲击2002年世界杯，但他固执的性格与适者生存的法则相抵触，死板的战术又没能使国奥队出线，于是霍顿在有中国特色的“民意表决”后下了课。从霍顿身上，中国足球最应该学会的是如何选择，并不是所有高水平的外籍教练都适合中国足球，他们的足球理念、执教方式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应当是我们选帅时需要再三斟酌的内容。
选择米卢是中国足球之幸事。米卢对中国足球的贡献除了一张我们求索44年而未得的世界杯入场券外，还有就是他倡导的“快乐足球”理念，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长期以来中国“出线足球”的沉重和畸形，使我们在抽签分组顺利的前提下，较正常地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
总结三位外籍教练在中国的执教史，对比近邻日本、韩国聘请特鲁西埃和希丁克的成功经验，我们就会发现，中国足球的“洋务运动”一直没有摆脱机械模仿和盲目引进的阴影，也一直没能从骨子里做到虚心师夷。举个例子，配给米卢的中方教练组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举措，其作用也摸棱两可，在某些特定时期甚至被一些人和媒体利用，作为与米卢分庭抗礼的工具。米卢的继任者如果是洋帅，仍会享受到这种待遇吗？
谈到中国职业俱乐部聘请的外籍教练，其中不乏桑特拉奇等高手。可惜他们在中国的执教过多受到了短期功利主义因素的干扰。今天出了点成绩，明天一旦下滑，立刻被功利的俱乐部炒鱿鱼，换帅如同走马灯，何谈稳定风格的培养，这一点与日本聘请外籍教练的做法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
中国足球人还是应当把解剖的目光对准自己，只有不断从“洋务运动”中总结和吸取精髓，才能真正克服僵硬的模仿和食洋不化的死板，使中国足球更好地借助洋教练强壮筋骨。当然，我们有权利也有责任帮助外籍教练熟悉中国的国情和文化，尽量避免洋帅步入误区，但决不要等看笑话，秋后算帐。(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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