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7月15日甲B联赛中，西安发生球迷骚乱，遭到中国足协的严厉处罚，主场由西安迁往宝鸡。
2002年3月24日，在甲A联赛第三轮陕西国力队对青岛颐中队的比赛结束之际，西安又发生了严重的球迷骚乱：主裁判遭袭击、客队队员被石块砸伤、球场座椅被点燃、四辆警车被焚烧、球迷与警察发生对抗、客队乘坐的大巴玻璃被砸碎……
2004年10月17日，中超第15轮上海申花主场对上海国际。中场休息时，国际队总经理因对上半场所丢的第二个球判罚不满而在球场通道内与主裁判陆俊理论，继而由于情绪失控挥拳击打对方。这场比赛结束前，两队球员又发生大规模斗殴。
2004年10月23日，中超第17轮天津康师傅主场对北京现代。
对主裁判判罚不满的天津部分球迷向场内乱扔杂
从“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到立法打击“足球流氓”，法律开始一点点清扫我们身边隐藏着暴力倾向的角落，过去的“勿因事小而不为”正在因为法制进程的细节化而开始警惕“别因事小而肆意为之”。在我们开始越来越多地了解西方现代文明的同时，曾经很奇怪为什么西方人会因为只是芝麻绿豆大小的事就惹了官司，现在，当法律的规范条例开始进入我们的家庭、娱乐等日常生活时，我们应该留意关注曾经毫不在乎的行为细节了。
十届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其实是把扰乱所有体育活动正常进行的行为纳入处罚范围，并不仅仅只是针对足球，而这恰好正值中国足球的多事之秋，因此很容易被理解为是专门打击“足球流氓”的。在红塔退出后，曾经也为足球热血沸腾过的昆明已经和中国足球顶级联赛无关了，没有了足球比赛、没有了是是非非的江湖恩怨、没有了让人激愤的丑行刺激球迷的眼球和神经，昆明还会像西安、天津等地那样滋生“足球流氓”吗？
其实“足球流氓”的定义在中国一直就存在争议，与英国、德国等正宗“流氓”相比，多半只是骂骂娘、甩两个矿泉水瓶的中国球迷和中国足球的水平一样，实在只能算是“业余”级别，本来是热血冲动，却被加上“流氓”的标签好象太伤自尊了。人们很容易为特定的场合制定行为规范，但最难规范的就是人的情绪，而参与体育运动本来就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否则就失去了最原始的吸引力。不过宣泄情绪并不意味着情感失控，如果每个人的情感都可以不受约束地失控，那么这个社会将陷入无序的混乱，更何况在躁动的体育场。就像过去“打老婆不犯法”现在却已经被“家庭暴力”的法制观念所替代一样，如果你又有在球场上甩个水瓶的冲动时，那要当心了，就算不说你是“足球流氓”也会告你个“有球场暴力倾向”。
昆明已经没有足球联赛了，但昆明还有蓬勃发展的体育市场，昆明人依然可以到体育场欣赏比赛，也可以到海埂阳光下的绿茵场尽情撒把野。昆明不会因为失去中超就失去了激情，当然也不会因此就不再有“暴力倾向”的冲动。在这些自娱自乐的游戏中，磕磕绊绊在所难免，以冲动就拳脚相加。这种情况在业余足球比赛中屡见不鲜，虽然平日里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但在这些暴力情绪的积累下，“热衷”此道的人其实已经和“足球流氓”无限接近了。别以为“流氓”这个字眼伤自尊，外地对昆明的误解和偏见已经很多，我们不希望不加抑制的冲动和一些狂躁的“愤青”让昆明的健身运动再背上“愚蛮、粗暴”的罪名。
本报记者 杨红川 (春城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