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的具体形式为投入商品生产的一切有价值的资源.
资本二元论：Human's skills and knowledge are a kind of capitals，人力也是一种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具有资本属性.
在过去的50天里，充斥在我们耳边眼前的是诸如：国安罢赛、投资人联席会议、11.17进球游戏、改革时间表、长隆会议等等名词.围绕中超革命，一场官民资本的博弈，一场足球政治的大戏，次第展现在我们面前.
在历史上，变革通常起于一些偶然事件，但这偶然中又蕴涵着必然.10月2日的现代罢赛，当然，我更愿意将其称为国安罢赛，起始于主裁判周伟新一个有争议的判罚，对黑哨积怨已久的国安选择了罢赛，这一在世界足球史上都罕见的对行规的公然叫板.在我的记忆里，所能想到的同一类事件，是当年乌拉圭球员在半场时废黜主教练，自行指挥比赛，结果赢得了大力神杯.情状不同，但性质类似，既然以胜利为核心指标，谁能赢得胜利，谁自然希望掌握主导权，乌拉圭球员争得是话语权，而中超革命争得是联赛产权.
在过去的十年里，借着王俊生职业化革命飞速发展起来的中国足球，在最初几年的泡沫繁荣后，由于巨大利益的刺激，从业人员的良莠不齐，主政机构的不作为和胡作为，已经深陷假、赌、黑和派系的大泥潭.作为中国足球管理当局的中国足协，当其主导的游戏规则被肆意破坏和任意践踏后，自然也就丧失了俱乐部、球员和公众的对其的信任，实际意义上已经失去了对中国足球的掌控.一定程度上说，现今的乱局，并不完全是足协不作为，而是没有能力去作为.当足协沦为弱势，而相对强势更有市场经济运作经验和意识的足球资本苦于体制无法介入，中国足球这个大场子，就只能靠”看不见的手”自发来进行调节.在经济学上，”看不见的手”指的是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作为一种有效的市场工具，如果管理机构掌握了市场经济运行规律，那么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和指挥这支“看不见的手”.而如果管理机构不能够掌握市场经济运行规律，那么就不能有效地控制市场运行，最终必然被“看不见的手”所任意摆布，进而导致市场的极度混乱和严重的经济危机。在中国足球如今混乱无序和缺乏有效宏观管理的大背景下，这支看不见的手引导形成的是一种以相互不信任为基础的混沌平衡.自现代社会结构形成以来，信任感便是维系社会框架的重要一环，公信的沦丧，即意味着这个体系面临崩盘，末日来临之说决非杞人忧天，危言耸听.
回到国安罢赛事件，有人说，中国足球乱局至此，即使没有国安，也会有家安、平安之类来扮演这个角色，所谓历史的选择.我却以为，上天注定要国安来揭开这段历史，换其他任何一支球队，时局的演变都会很大程度上有不同的走向.
在改革派的七君子中，毫无疑问，罗宁、徐明、张海是掌握话语权的领导者，而这三人及其代表的资本分别扮演了不同的重要角色.作为公众媒体眼中的带头大哥，徐明有着类似改革派盟主的地位，他的言行似乎也都在彰告这一点，国安罢赛后的赴京声援，牵头抛出的诸多文件，都是极大吸引眼球的举措，他的角色可称之为改革派意志的制定者.而张海，这个年仅30岁，却有着神秘背景，在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的职业经理人，在改革派里可以算作技术型人员，许多革命具体举措都出自他的手笔，他更多的是资本意志的执行者.在他们的背后，是总爱戴着一顶大帽子把自己藏在众人中的罗宁，他和他背后的国安体现的则是资本意志本身，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派的核心.
关于这一点，唐蒙和李承鹏有过这样一段对话，在谈到国安时，大眼眨巴着眼睛：”中信国安，6000个亿的资产，富可敌国啊.”唐蒙笑而不语，隐藏在他们笑容背后的，是人所共知的中信深厚的人脉关系和国资背景. “中信集团被视为中国境内最大的投资公司.截至2003年底，它的资产总值达5800亿人民币；并拥有中信实业银行和最大的证券公司之一中信证券.不仅如此，它丰厚的资源背景以及与政府部门的关系更令其他企业难以望其项背.” 在这一场资本的博弈中，革命派大体上代表的是物质资本的意志，徐明为代表的民营资本，张海为代表的投资资本，当然，也包括国安为代表的国有资本，而中信的存在更使革命派手中还掌握着稀缺的本为足协所特有的人力资本.这个人力资本并非狭义上的人的技术、知识，而是广义的，在中国更可被概括为关系、体制的一些东西.从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到名门之后的王军，副部级的中信的存在隐隐是改革派最大的依仗.如此，不难理解，近期徐明一再声称，如果国安退出，实德将毫不犹豫地跟进.
只有身在资本游戏中的参与者，才深切地了解在资本的世界里，唯资本意志为王.
一边是火焰，一边是海洋.站在革命风暴的另一头，是人们通常认定的体制，和它的代表者：中国足协.在这样一个四大皆空的年月，改革派的发难更犹如寒天里的雪上加霜，让上上下下寝食难安.
在改革风暴愈演愈烈的今天，由GOOGLE和门户网站主宰的信息浪潮带来的无数的关于革命的信息里，我记得很清晰的一条是： 1989年，刚调入体委不久的阎世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体育举国体制质疑——对体育体制的一些看法》.这篇文章让我有些许的惊讶和一定程度上的启示.
相对改革派拥有的巨大的物质资本，足协手里的法宝，自然是前面提到的改革派所稀缺的人力资本.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社会变革中，残存下来旧有体制的力量，无疑生命力恒久而坚韧，不容我们怀疑其威力.在旧有计划势力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众多的行业协会已经沦为服务机构的同时，体育行业协会是少有的还长袖善舞，甚至活的越来越滋润的异数.而其中，足协所领导的足球行业，无论从社会关注度，还是对整个行业的贡献，都是上级主管机关极为重视的.毕竟，有相当多的项目自身没有造血能力，正嗷嗷待脯.足球职业化以来，每年带来的巨额收益，正是供给金牌战略投资的重要来源.其实，这也很正常，在足球产业非常发达的意大利，奥委会对其他项目的投入也是靠足球来输血的，只不过他们利用的是足球博彩业的收入.
在这里，我无意去质疑体育举国机制的利弊，金牌重要不重要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争论.但在中国足球的领域里，在王俊生推行的职业化多年后，中国足协的管理却依然停留在计划经济的时代，说到细节方面，便是官本位思想.说的难听点，地主收租，至少也得给佃农留点过冬的粮，逼急了，自然会出现”大楚兴，陈胜王”的造反.
说到底，还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按照” 职业化”、 ”中超”的概念，足协与投资人，在改革派的理解里，应该是监事会和董事会的关系，足协对联赛的管理应该是行业监督，而不是掠夺性的.当然，由于足协在国家队、青少年培养和扶持其他体育项目上需要大量的投入，与一般公司的监事会不同的，足协将在一定程度上享受联赛的收益.双方谈判的要点，是收益的分配额度.但在足协的理解里，足协除了监事会外，还必须进董事会，并且要兼任董事长，要牢牢地控制住收益分配的权利.这里提到了董事会的概念，那自然的，就要分析股份的构成.足球投资人投入的股份自然是资金还有实物，而足协呢，由于都是无形资产，这就是最大的一个难点，这个无形资产的评估，决定了足协是否占据主导权.
中国足协手中最大法宝，或者说是最大后盾，并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联赛产权这个现在争夺的焦点，而是背后高层的态度.体育总局是否愿意放弃一些既得利益，是否愿意在足球上试点来彻底清除旧有体制，他们的决心有多大？这才是整个事件最核心的所在.对于自身就是一套人马、三块牌子的体育总局来说，让足协彻底的和政府脱钩，政企分开，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要面对的是对自身体制的否定，和一定程度上利益的让步.但，由于此次改革派资本力量的强大，以及中国足球暴露出来的诸多弊端，以及一些偶然或必然事件的发生，历史的潮流不由得向着他们所不希望看到或者说不希望过早看到的局势发展.
对于这些，办公室公务员出身的阎世铎非常的清楚，为了扭转这样的劣势，为了更大程度上的壮大本方人力资本，他甚至不惜让历史倒退，将由于王俊生革命而被逐出足球历史舞台的地方体委再度迎回足球界.这一步棋，让他在战术上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在战略上，是一次极大的失败，是他最后在任期间犯下的不可饶恕的错误.为了强化人力资本上的优势，而希望回溯到人力资本占绝对优势的计划经济时代，他在用地方体委救火的同时，也在给自己和自己前任的十年的足球职业化改革自掘坟墓.
这里，我再次要引用一位伟人所阐述的名言：当生产关系满足不了生产力的发展时，生产力必须击破旧有生产关系.
说到这里，这场资本的博弈已经非常明晰了.足协和投资人的纠缠不过是资本意志的体现而已，在整个大局中，只是一些细节.事件最终的决定权掌握在真正意义的资本上，取决于高端博弈最后取得的均衡上.
整个大事件回到了一个最简单的选择：是死守既得利益，冒着崩溃而导致颗粒无收的危险？还是放弃一些既得利益，寻求双方的利益最大化.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每个人都必须为他的选择付出代价，这在经济学上，叫做机会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