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在中国足球绝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任何人面对这两个字都会油然而生一种老调重弹的感觉。但是，同样没 有人会说这个老调已经失去了重弹的必要，在辽足再起风波、平安又爆丑闻的背后，谁也无法对一个尴尬的问题给出令人满意 的答案，这个问题就是：中国足球能够管得住自己吗？在中国足球走向职业化的数年后，我们仍然没能解决一个最根本的环节 ，那就是战斗力从何而来？似是而非的短暂职业化历程让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真正的职业足球向技战术水平要战斗 力、要成绩；而我们的足球却还停留在向管理要战斗力、靠管理出成绩的原始阶段。本报在新赛季开张仅仅三轮的今天不惜版 面透析各队的管理情况，并非突发奇想，而是希望在新的时期里唤起人们更清醒的认识，去解决一个中国足球从来没有解决好 的大难题，也算是“为了忘却的记念”轻。

　　没有钱，凭什么管人？

　　在专业队里面呆过的人大致都能知道职业化未兴之时足球队是一种什么样的管理模式，相信很多人都不会认为那些与 队员一起趴墙头、起喝酒，甚至于一起“干坏事”才教练只是特例，因为那时候没有太多的利益让他们非干这个不可，许多成 功的教练完全称得上是队员们的铁哥们，那些古板、严厉的教练一般是没有什么市场的。

　　从这方面说，中国足球职业化这几个是走了回头路，千万不要轻易下出“那种模式已经过时了”之类的结论，为什么 像徐根宝、塔瓦雷斯这样在管理上狠做文章的教练总是麻烦不断，最终难逃被队员群起而攻之的命运，于此背后反映出来的事 实是中国足球还没有远离自己的劣根性，唯一的不同只是在于足球在走向市场后给管理打上了更深的金钱的烙印。话说白一点 ，以前没钱大家图个乐子，现在有钱了眼睛自然也就盯在了钱上面。对于缺乏职业素质的中国球员来说，被人管就是夹着尾巴 做了，而夹着尾巴做人是谁也不愿意的，这就是中国足球的逻辑，要违反这个逻辑就必须要付出代价，在这一点上，金钱远比 人情有效得多。

　　辽宁队这两年的甲A经历相当有力地证明了在金钱面前，人情是多么的苍白无力。同样是有启蒙之恩的张引，靠亲情 可以管得了一时，但没有钱却管不了长久。这种现象所反映出来的并非辽宁队的队员们如何贪得无厌，因为干活拿钱天经地义 ，但钱成为各俱乐部加强管理必不可少的砝码也是不争的事实。在记者的采访中，不止一次地听到因为球员在钱的问题上不依 不饶使俱乐部乱成一团的真实例子，这已经不仅仅限于正常的工资奖金的要求，即使是类似于加薪、加奖金或者签字费之类的 过分要求俱乐部也并没有什么强硬的措施来予以制止，球员动辄可以罢训甚至以种种理由逃避比赛，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管理？

　　记得王健林在退出之前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以前拿着钱上飞机，对球队士气是个很大的鼓舞，但是现在这么做球员 似乎无动于衷。”他的话无非道明了中国足球一个新的怪圈：只有金钱才能给球员带来刺激，而要保持这种刺激则需要不断加 大投入。张引的优势是不容抹杀的，但曹国俊想要靠张引来保住自己的口袋则显然过于天真。

　　因人而异管理怎能见真章？

　　除了钱的因素，职业足球的管理与之前相比也并非全无区别。如果就管理这个话题去问十位教练，相信十位教练都可 以拿出队里制定的条条框框来给你看，其内容并不比中国足协的有关规定更为简单，诸如罚款之类的处理办法也是细而又细， 但是这是否就表明我们已经有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毫不夸张地说，与其说这份管理条例是在 对球员作出什么限制，还不如说这是管理者在寻求一种自我安慰的形式。

　　任何一个球员都知道“年媳妇熬成婆”的道理，因为我们的管理制度从来是对人不对事，而非对事不对人，这显然是 一种违背正道的方式，但却是每一个俱乐部无奈的自下而上法则。如果你在队里如同鸡肋，没事都看你不顺眼，那么你最好小 心一点，因为你很容易就会成为俱乐部痛下杀手、以正法典的对象；反过来说，如果你的地位举足轻重，那么大可以放胆而为 ，因为没有人会跟自己过不去。一位俱乐部人士曾经这样描述过他们当初聘请过的一位主教练，他很为中国教练的低三下四感 到惊讶，因为这位主教练在上任伊始便找到了几名队中的绝对主力，语气颇为“诚恳”地对几位说“大家现在吃这碗饭都不容 易，给我个面子，也算是帮衬帮衬，有的时候谁违犯纪律也会作出处罚，道理大家也明白，大不了下回再找个机会表扬一下以 作补偿。”这是开镖局的在拜山门借道呢，还是做小买卖的在跟税务局说好话？不要以为这是笑林广记中的某个段子，中国足 球炒主教练易如反掌，但炒队员尤其是主力队员却至今闻所未闻，这就是管理的最大误区，试问一句，究竟谁是管人的？不然 怎么会有球员斗胆向主教练发问：“你还想不想混了？”

　　也许是我们还不能真正改变供不应求的现状，也许我们还没有壮士断腕的魄力，但是我们有必要问一下自己：低三下 四是教练的悲哀呢，还是中国足球的悲哀？

　　外籍教练带来新问题

　　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关起门来解决这些问题时，大批外籍教练的涌入又给中国足球的管理带来了新的问题，新旧问题 的交错与碰撞可以说酿就了中国足坛新的混乱。

　　外籍教练到来之后，俱乐部的管理大致出现了三种模式。一是崔殷泽之类的大权独揽型。崔殷泽在延边猁的成功无疑 利益于他铁腕般的管理，但他的铁腕得以衽也有赖于沟通上的便利和这个民族特有的辈份观念，事实上他不应当被看作是外籍 教练。在他之后，桑特拉奇和李章洙颇有相似之处，但在控讨他们的成功经验时不可能抛开来自俱乐部的不遗余力的支持；二 是拉扎罗尼和彼德洛维奇时期的上海申花，以及奥斯托杰奇时期的青岛海牛这样的“中外合资型”。这种模式大都是外籍教练 在管理上当“甩手丈夫”，而由中方教练组挑起管理的担子，出于一咱对“国情”的重视，大多数俱乐部愿意采取这种模式， 但由此而来的后遗症是究竟由谁来负成绩的责任。像桑特拉奇一样能拿双冠王当然皆大欢喜，但在上海申花最后的“大清洗” 中我们不难体会到那种颇有些辛酸的互相诟病，事实上类似于推卸责任的准备工作是在赛季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便已经开始了的 ，影响成绩的因素究竟在于技战术还是管理，这似乎是一个谁也说不清楚的事情，但当必须要找出一个责任人来时，先前的合 作也就变成了一个可怕的过程。带着这样的心理，谁能为呼管各的管理模式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义呢？三是塔瓦雷斯式的“界限 不明型”，如果说分工明确的“中外合资型”都会纠缠不清的话，那么这种模式似乎只适合于双方的蜜月阶段，事实上无论是 在全兴还是平安，塔瓦雷斯从来都处在一个相当尴尬的境地之中，他无法把自己的好恶强加在别人头上，而别人也没有义务任 由他“使性子”。

　　说到底，因为中国球员还需要鞭子，也因为中国足球从来没有真正对他们动过鞭子，所以当这根鞭子要交到喂个外国 人手中时，就只会带来更大的动乱，问题已经变得很简单，自家父母都管不了这孩子，又怎能指望别家的父母来管这个孩子呢 ？所以说，塔瓦雷斯其实只不过是实在看不惯了想去管管别人的孩子，结果却招来了疏于管理的那家父母的忌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