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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下半期，当英国早已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并开始工业革命的时候，法国仍然是欧洲大陆上一个典型的封建专制国家，封建等级森严。社会上被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教士，第二等级是贵族，第三等级包括农民、工人、城市平民和资产阶级。法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封建专制制度的严重阻碍。法国的第三阶级，特别是其中的资产阶级迫切希望改变现状。由于路易十六的武力镇压，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了被视为封建专制统治象征的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爆发。1793年1月21日法王
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
如今，中国足球也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阶段，职业化已开展10年，可大部分的赢利都被足协和赞助商所瓜分，就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一样，处于底层的各俱乐部管理者在忍受着足协“欺压”的同时，还要养活大量无所作为的球员。在不堪重负之下，伴随着北京国安俱乐部的罢赛，中国足球正酝酿着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
现在的中超联赛就如同当年的法国大革命，俱乐部在足协和球员的利益夹缝中艰难地生存着，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各俱乐部终于联起手来，拉拢着球员向足协发起了正面的攻击。
中国的职业联赛，归根结底来说玩的是一个“钱”字，无论国有资本介入还是民营企业出资，如果没有经济利益做保障的话，相信谁也不愿意来趟中国足球这个浑水。经过10年甲A联赛的洗礼，中国的球员没有明显的进步，中国足协也没有出台新的举措，真正长了见识的却是那些俱乐部的经营者们。
职业联赛以来，足协把赞助商和场地广告一块牢牢把死，留给俱乐部的只有球门后面的广告和冠名权，以及门票收入。进入中超联赛之后，由于受中国足球大环境的影响。今年的球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低迷现象，像沈阳金德这样的俱乐部，每场比赛只来不到2000名球迷，全年的门票收入还赚不回两场的场租费钱，俱乐部举步为艰，已经是苦不堪言了。
球员方面，工资只高不降。足协差不多每年都在强调减薪，可为了球队的成绩，金钱刺激是惟一也是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众所周知，中国职业球员中，年薪最高者可接近400万元人民币，这几乎超过了工薪阶层收入的几百倍。在国外，虽然世界级球星的收入可以用天文数字来形容，但上缴个人所得税之后，收入也不过普通百姓的十倍，这一巨大反差不仅让俱乐部背负着巨额的财务负担，更让中国球员完全沦落为了金钱的奴隶。刚刚结束不久的亚青赛上，就有一位已经打上中超主力的年轻球员毫不避讳地说了一句：“到马来西亚来比赛丢尽了我们的脸，还不如在俱乐部里踢球挣钱舒服呢！”
在中超联赛出台之前，足协曾明文规定：各中超俱乐部的注册资金要在5000万元人民币之上，而且每年给球员的开资不得超过俱乐部赢利的55%。但看看中超联赛的现状，很多俱乐部还没有出让自己的胸前背后广告，加上低迷了不能再低迷的球市，实际上各中超俱乐部都在从自己腰包里掏钱给球员，还何谈赢利二字。
据不完全统计，像实德俱乐部这样的中国联赛冠军，每年在足协得到的分红也不过150万元人民币，这与俱乐部的投入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法国大革命时期，国家2/3的土地归于教士和贵族所有，而全国的税收仅来源于占全国总人口90%的农民所拥有的1/3的土地。在现在的中国足球中，足协就好比封建制度下的法国贵族，虽然人少，但每年都在享用着各俱乐部源源不断的“俸禄”。而如同资产阶级的俱乐部，虽然有充足的资金，不用像农民般的球员们那样，受着各方面的奴役，但是白白用钱来为足协官员们生火取暖的做法相信连傻子都不会去做。
“呜呼，苛政猛于虎也！”实德董事长徐明公开出面支持国安反对足协的做法，表面上看来是一种伸张正义的行为，但了解中国足球的人都清楚，作为中国足球的常胜将军，实德俱乐部却进不了中超常委，这种怨气换成谁也都难以接受。不过，作为中国足坛的大鳄，徐明此举并不是因为他小气，而是联合各部揭竿而起的一个讯号。
足协出台对国安俱乐部处罚决定仅4个小时，中信集团副总李士林在媒体见面会上就反复强调一点：对国安的处罚应由中超委员会商议，足协没权单方面处罚，足协现在的做法又将联赛恢复到了甲A时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国安俱乐部的真实目的是想让中超委员会的委员们说话，也就是让中超俱乐部自己来管理联赛，而徐明也表示此次来国安俱乐部的目的就是支持国安的，这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看来足协这次的确遇到了一个大麻烦，原因当然非常简单：国安以及其他俱乐部要的并不是京沈之战的最终判罚结果，而如何平衡足协与俱乐部之间的利益，甚至说是如何让俱乐部在有巨大产出的同时收到合理的回报才是问题关键的所在。希望中国足球不要像法国大革命那样来一场“血雨腥风”的大变革，可话又说回来，如果中国足球不革命的话的，可就真的要验证民间那句顺口溜了：“中国足球何日出头！”……
作者：陈耀
（来源：球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