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四，首都记者足球队的队长孟洪涛发来短信：“下午训练！”我迅速回了一个：“为啥，难道最近有比赛？”他回：“为中国足球而踢！”
莫名其妙。虽然我们是首都记者球队，虽然我们的主教练是沈祥福，但我们的水平明摆着，跟“为中国足球而踢”着不上边啊？一急就把电话拨了过去，问“这是哪儿跟哪儿啊”。他也急了，“这都不懂？你还看不清眼前的形势，咱明年就要失业了……照眼下的情
况发展下去，明年万一中超有个好歹，明年国家队、国奥队又基本没什么事了，不光是咱们，全中国跑足球的不等失业还能等什么……”
当天下午到了球场，孟队长故作激昂状，“妈的，今儿就为中国足球而踢！”我笑，补充道，“不，还为即将失业而踢！”他说：“嗯，有理。这几天难受坏了，郁闷，一会儿要往死里踢！”
那天踢完球，和几个朋友聊天，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国安罢赛、国家队输球、中超面临崩盘等一系列烦人的事。后来不知谁提议，“咱们说说现在跟足球沾边的人里头谁最难受吧？”然后，一项为别人叫屈的“诉苦大会”就开始了——
首当其冲就是中国足协的那些领导们。你想啊，国安一罢赛，除国安方面跟足协叫板外，其它俱乐部也有跟着叫嚷的，再加上今年中国男足、中国女足脚风不顺，足协可以说是腹背受气。单说人家郎效农，大“十一”的不在家里喝点小酒，还要在足协盯班看中超，还盯出一个罢赛的恶心事儿来。他们能不难受吗？
然后就是国安这一方，别看他们是罢赛的主动挑起者，但人家也有人家的难处啊，如果踢得开心，他们愿意罢赛吗？罢赛之后，无论俱乐部还是杨祖武，这心里能好受吗，就更别说还不知道自己将来还能不能踢上球的现代队的队员们了，那个难受是没法用语言形容的。杨祖武“十一”那几天比郎效农有过之而无不及，报纸上说杨大爷天天在俱乐部守着，天天吃方便面。你说人家容易吗人家？
哈恩也难受，中国队本来打平就出线没跑了，但是还是在科威特吃了败仗。这一下，你就听吧，全国各地的“倒哈”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本来哈恩可能都准备好了在西亚全身而退之后回到国内发表演讲的发言稿了，但这一来，他只好改变行程从科威特直接飞回荷兰老家了。
虽说是在中国也难受，回老家也难受，但不同的是，回老家在家人面前诉诉苦能得到安慰，而如果在中国就只有板砖地伺候了。
比哈恩还难受的，可能是香港同胞。再过一个月，香港同胞就要在离家门口很近的广州迎来一场“怎么看怎么难受的比赛”。在国内舆论一片“只有假球才能救中国队”的质疑声中，香港队很难做人。用一些居心叵测的人的话说，香港队在与中国队的比赛里连“罢赛”的权利都没有，因为罢赛顶多只能送给中国队三个净胜球，而这是远远不够的。人家维拉潘也难受。这位亚足联的实权派人物也在心里犯嘀咕，“一旦中国队与香港队的比赛出现了超乎常规的情形，我该怎么办？如果我假装不知道吧，科威特人肯定不答应；如果我严查到底，中国人会认为我是在报亚洲杯道歉的私仇。唉，比赛还没踢，我就开始犯难了。”
……
那天的“诉苦会”最后不了了之，也没有评出谁是“最难受”，因为大家发现当今足坛“没有最难受只有更难受”。直到周一上班时，编辑让我写一篇“谁是最难受的人”时，我突然找到了答案——
噢对，最难受的人，原来不是别人，就是我啊！（来源：中国足球报）
